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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民商事法律与民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山东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会稳定研究中心研究员、执业律师。研究方向:民法原理与方法、保险法、社会保险法。曾于《当代法学》、《法学杂志》、《政法论丛》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编或参编《校园侵权》、《债权法教程》、《侵权法教程》等教材专著六部,合译《美国侵权法:实体与程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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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香香:德国法学教育借镜(《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2016-12-16 08:41:25|  分类: 法学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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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学教育首先是职业教育,[1]这无可争议,但在大学阶段是否应区分不同的法律职业取向而设计不同的培养方案却并非无可争议。如果承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要,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尤其是在法律的基础教育阶段,法学教育应当是法律职业的通才教育,[2]法官和律师“应由统一的讲授传统中孕育出来”。[3]法律职业人士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但他们又是遵循共同游戏规则的一个群体。共同的法律教育背景使他们有彼此相通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而这正是在一个群体内部保持和谐与平衡所不可缺少的条件。[4]不论受训者打算从事何种职业,法律培训都采用相同的方式,以培养能够胜任在所有法律领域工作的制式法律人(Einheitsjuristen)为目标,是德国法学教育的突出特点。因为通才型法律人的培养为所有法律职业从事者提供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理解基础,它不仅可以使尚未入职的法律人有选择职业与今后变换职业角色的可能,对于法律机制的整体保障更是功不可没。[5]“讲同一种语言的人更合得来”,讲同一种法律语言的法律人也更容易找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之道。[6]
  进而的问题是,“讲同一种语言”的通才型职业法律人应该具备怎样的能力,法学院是不是职业技术学校。对此,德国的法学教育者解释道,制式法律人并非意味着无所不知,该培养体制之所以出色的原因在于,其注重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法律体系与问题解决路径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独立学习并掌握陌生或新生法律的能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法律规范本身的了解,但更重要的是对法律体系与功能的认知,它的构造、原则、体系关联,以及法律思维与法学理解力的养成。每个法律人都必须学习并终身发展这种能力。尤其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这些能力更为重要。因为没有人可以熟知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律细节,所以法科学生必须被培养成为有能力自行理解并运用它们进行工作的法律人。[7]简而言之,德国的制式法律人培养兼顾法学理论、法律思维与法学方法的养成。当今德国的法学教育虽然也面临反思与改革,但总体而言其教育模式与法律人的能力要求高度契合,培养完全法律人(Volljurist)的教育目标不仅促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而且也是其最有力的维系方式。本文拟在呈现这一法学教育传统之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它的整体架构与布局细节,以期为我国的法学教育提供借镜。
  一、德国法学教育传统的形成
  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初期与欧洲最早一批大学的出现密切相关。[8]相应的,法学教育的历史也与大学的历史紧密关联,近代意义上最早的大学即波伦亚法律学院。[9]
  (一)波伦亚法律学院
  波伦亚法律学院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更是法学院的肇始,它并非有意运作的结果,而是因应实际需要而产生。11世纪末时在意大利的一家图书馆发现的一部古代手稿再现了在公元534年罗马皇帝尤士丁尼统治下编纂的大量法律文件和文献。新发现的罗马法文本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被抄录与研究。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延聘一位教师用一年的时间讲授罗马法。其中最突出的一位老师是伊尔内留斯(magister artium Imerius),他大约1087年起在意大利的波伦亚开始教学生涯,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均慕名而来,在他死后这个学院仍然继续存在。这些来自外国的学生联合成两个公会,每个团体均以“Universitas”的形式予以组织。“universitas”在罗马法上指具有法律人格的联合,但教授们并不是学生公会的成员。因此,波伦亚法律学院是中世纪由学生管理的高等学府的最初形态。教授们原由各自所在班级的学生直接付给薪酬,但后来教授们逐渐由城市付酬并受到他们向城市当局所发的不离开誓言的束缚,这一发展导致了学生对大学控制的急剧衰落。[10]
  当时的法律课程以讲授优士丁尼《国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为主,授课使用拉丁文,方式主要有两种,即讲授课(Lectiones ordinariae)与辩论课(Disputation)。[11]讲授课的内容是罗马法文本,12世纪法律学校课程设置的第一步是就是阅读《学说汇纂》。“lecture”一词,本意为“阅读”,教师朗读并校改手写原文的字句,学生们手持抄本跟着老师阅读。读完正文后,老师将逐字对它进行“注释”(gloss),不久之后,这些注释便取得了与正文本身相当的权威。[12]辩论课则是在老师的主导下,由学生进行法律问题的讨论,[13]有人将它比作模拟法庭,但辩论课中的问题总是法律问题,而不是实际的或假设的事实问题,[14]倒更像是当今德国法学院的研讨课(Seminar)的前身。此外,还有复习课(Repetitio)。[15]此后,波伦亚法律学院的模式逐渐由意大利向外扩散,影响了整个欧洲,各国纷纷效仿建立了自己的大学法学院。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法律课程即已显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法律渊源(罗马法大全),使用相同的语言(拉丁语),有相同的知识结构与方法(注释法学派)。但18、19世纪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各国法典的制定,全欧在法学教育中共同的法律文本、共同的法律语言逐渐丢失,得以保留的只剩共同的法学方法。[16]波伦亚法律学院的学生读完大学课程,可获得相当于硕士的学位(Licentia docendi),1317年该大学规章规定报名参加学位考试攻读罗马法者需6年,1397年延长至8年,攻读完此学位者,可继续攻读法学博士学位(Doctor juris)。[17]
  (二)近代德国法学教育的兴起
  自伊尔内留斯建立了波伦亚法律学院之后,最迟从13世纪开始有德国学生来这所学校听课,德国法开始了罗马化进程。[18]但德国学生后来居上,14世纪时,德国学生组织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此辈人士成为日后德国继受罗马法的先驱。他们学成归国后,德国境内始有能力建立起大学法学院而为日后继受罗马法奠定良好的基础。中世纪晚期德国建立的大学中,法律课程的进修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称为学士阶段(Baccalaureus),后期称硕士阶段(Licentia),所修科目与波伦亚法律学院大同小异,每一阶段均须通过考试。课程设置上仿波伦亚法律学院,有讲授课、复习课与研讨课。硕士学位为中世纪德国大学法律教育的完成前提,从入学至修完需至少6年。[19]修完硕士学位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种学位设置体系一直影响至今,当今德国大学法学教育的完成,仍以取得相当于硕士的学位(通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为前提,之后可直接攻读博士。
  16世纪起由于文艺复兴的影响,德国开始建立独立的法学与法律制度,法学教育领域法学院的课程也开始回应时代需求,授课内容摆脱单纯注释,转向罗马法的现代运用。17世纪的教学改革比16世纪更强调实务特征。以繁琐注释的方式表达优士丁尼法典个别条文的惯习逐渐丧失其威望,课程越来越倾向于实务教育,或者说体系性地介绍制度本身。1634年斯特拉斯堡(Stra?burg)成文法规定,学说汇纂学教授应当讲授“最有用的,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素材”,相关条文“应尽可能与本世纪的需要配合”。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在1647年的改革也要求,授课应该有方法意识,应该取向于获得整体且根本的认识。[20]大学法律教育变成罗马法与固有法并重,建立了罗马法与固有法冶于一炉的法律新体系,为今后德国现代法学的发展启开坦途。[21]
  这一时期,德国大学法学院在必修课外增加了会话训练(Conversatoria)、实例研习(Examinatoria)与专题讨论(Diaputationes)等课程。[22]为了使学生与实务接轨,18世纪哥廷根大学法学院发展出另一种非正式指导课(Privatkollegien, Collegium privatissimum),[23]该课程每周6学时,学生人数4~6人,其中两小时用于考试,两小时用于案例实务,并且实际处理诉讼文书。为了给法科学生将来的法律实务工作做准备,在1854至1855学年的冬季学期,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在吉森(Gie?en)大学第一次将练习课(übung)引入德国的大学法学教育中,并于1892年将该课程引进到哥廷根大学,[24]此种新的课程模式后来发展成当今德国法学院中与讲授课并立的常规课程。
  自14世纪德国法院诉讼裁判逐渐由既不援引法条又无理由书的口头审理改为书面审理之后,如何适用规范论证裁判结论即成为法院及诉讼相关人员的重要课题。法院需要法律专家,尤其是大学法学院的法律鉴定,作为法院书面裁判的权威依据。藉此,起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案卷送审(Aktenversendung)制度16、17世纪在德国也得到广泛普及。法院在受理诉讼之后对案件难以自行作出判决的场合,将案卷送至距离最近的大学法学院,请求教授对其进行鉴定,法院往往原封不动地根据教授鉴定结果进行宣判。这一制度也说明,德国的大学很早以来就与实用法学紧密相连。这一惯例最终被腓特烈大帝的大法官谢依(Samuel von Cocceji)废除。[25]
  (三)双阶式法学教育的形成
  德国的法学院始终以实用法学为基调。[26]早在1555年的帝国皇家最高法院规章(RKGO)中即规定,陪审法官至少需要学习5年法律,即罗马教会法规,还应具备在法律机构的实践经验。要在帝国皇家最高法院中任职,必须通过由案例分析加口试组成的考试。[27]当今德国的国家司法考试仍然沿用了案例分析与口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17世纪起,国家在法律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德国的法学教育则由州立大学承担。18世纪初,普鲁士法学教育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大学学习阶段与法务见习(Vorberei-tungsdienst)阶段。[28]普鲁士1781年《腓特烈二世法典》对全普鲁士统一规定的法学教育进行了调整,此次立法奠定了德国法学教育和法律人阶层的基础。自此,法学教育完全以培养学生具备担任法官职务的资格为目标,这一目标在德国影响至今。[29]
  19世纪初普鲁士引入候补文官制度(Referendariats)及与此相关的国家考试,这一方面是为了控制职业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招募法律人才。[30]当时普鲁士的法学教育年限长达7年之久,而且学生需要经过三次国家司法考试才能进入司法界:第一次考试中,候选人需要证明自己具备良好的天赋和健全的判断能力,并掌握了基础性的体系知识,考试由各邦司法委员会(Landesjustizkollegium)负责,以口试方式进行,被称为“会诊考试”。如果通过了这次考试,他会被指派给一位考试委员,随同该委员进行1至2的“听诊”(听众)实习,主要学习普鲁士的诉讼法(因为诉讼法并非大学讲授的课程内容),并且在此之后还要参加由“试验性”案例分析和口试组成的考试。只有通过了第二次考试,他才可获得候补文官(Referenda)资格并被允许进行为期约四年的见习。培训结束之后,见习生报名参加由柏林的国王直属委员会组织的“大国家司法考试”(Gro?e Staatsprüfung),即第三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者始得作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执业。直至1869年普鲁士才取消了“听诊”阶段,并因此取消了三次国家司法考试中的第二次考试。[31]至此,普鲁士的法学教育由三年的大学学习和四年的法务见习组成。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形成了统一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法律领域执业,必须通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即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Referendaexamen)和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Assessorexamen),并获得“担任法官职务资格”,即必须是“完全法律人”。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的前提条件是至少为期三年的大学学习。通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之后,是在法院、律师事务所和检察院进行的法务见习期,之后才有资格参加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32]自1920年起,法务见习期缩短为三年,直至魏玛共和国时期。[33]此种大学教育与实务教育相结合的双阶式法学教育模式成为日后德国法学教育的基础架构并一直保留至今,只是大学学习期限与法务见习期限有所调整。目前《德国法官法》(Deutsches Richtergesetz)将大学学习期限规定为四年,法务见习期限则从三年经两年半缩短至目前的两年。
  二、德国法学教育的整体架构
  自普鲁士时期起,德国的法学教育即以培养法官为其教育目标,上文所述德国不分法律职业种类的一元化培养体制,实质是法官职业导向的培养体制,所谓“制式法律人”基本可以与“法官型法律人”画等号,即使是律师和公证员也必须具有“从事法官职务的资格”[34],但这一教育目标定位也受到一些质疑。下文拟首先考量德国法学教育目标的设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示德国法学教育的整体架构,即分阶段的培养模式。目前德国的法学教育分为大学教育与法务见习两个阶段,并分别以第一次司法考试(Die erste Prüfung)和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Die zweiteStaatsprüfung)作结。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在2003年《法学教育改革法》(Gesetz zur Reform der Juristenausbildung)之后不再称“国家考试”而称“第一次司法考试”,原因在于改革后各大学法学院承担了30%分值的考核任务。其中,大学教育又以中期考试(Zwischenprüfung)为界区分为基础学习阶段(Grundstudium)和进阶学习阶段(Hauptstudium)。[35]德国将法务见习从大学教育中剥离,单独设定两年期限并独立考核,与我国的法学教育制度迥异,也有必要予以检视。
  (一)教育目标的设定:法官抑或律师
  21世纪初开始,是否应当继续维持法官导向的法学教育体制在德国越来越受到争议,更有声音主张取消制式法律人的培养模式。[36]其中最有力的理由是,之前的法学教育忽视了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等“律师型”素质,而法学院80%的毕业生最终所从事的职业是律师,既然如此,法学教育的主流就应当是律师型教育,而非法官型教育。[37]在此背景下,2003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法学教育改革法》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法学教育的律师实践导向,并回应了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对外语能力的要求,但法学教育的最终目标仍然被设定为通过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取得从事“法官职务的资格”。这不免令人生疑,德国为何一直固守法官型法律人的培养模式。
  大学法科教育的职能应当是让学生获得从事多种法律职业都必须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法官、律师、法学教授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38]但法官为法律问题提供有约束力的答案,任何负责任的法律意见提供者,都必须有能力推断法官可能给出的答案,模拟法官的思维过程,这是法律人的基本能力。[39]即便是律师在拟定契约条款或从事法律咨询时,也应设想纠纷一旦发生,法院最有可能作出的裁判内容,从而提高将来获得胜诉的几率。如果双方当事人对法院判决内容的预测一致,即使发生纠纷,诉讼外和解的可能性也显著提升,因而模拟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并据此作为契约拟定或法律咨询的前提,还可减少纠纷处理成本,提高胜诉与和解的几率。[40]再者,在德国法学教育中至关重要的法学方法论教育,实质是关于法官裁判方法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除法官之外的其他法律职业各自有其不同的法学方法论,而都是以上述以法官职业为导向的法学方法论作为先决条件,再根据不同职业特点而对其有所完善。[41]所以,德国目前以法官为基本培养目标,辅之以律师技能的补充训练,恐怕仍不失为培养具有全方位工作能力的通才型法律人的合理选择。
  (二)分阶段的培养模式
  上文已经提及,德国法学教育呈现为分阶段的阶梯模式,即以第一次司法考试作结的大学学习阶段与以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作结的法务见习阶段。其中,大学学习阶段又分为以中期考试为结束的基础学习阶段和进阶学习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考试都是进人下一阶段学习的前提条件,只有完成每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并顺利通过考试,才能顺利取得法律职业的准入资格。传统上,德国法学第一学位相当于硕士研究生,无本科学位。但为了促进欧洲教育一体化,便利学生的交流,以及欧洲高校的合作,1999年6月19日欧洲29个国家的文化部长签署了一份“波伦亚宣言”(Erkl?rung von Bologna),同意在2010年以前建立欧洲统一的教育体制,将高等教育分为学士与硕士学位。对于将法学教育纳入波伦亚模式的建议,德国法官协会明确表示担忧,担心无法维持目前的教育品质,并认为绝对不可放弃两次国家司法考试与法务见习,且应维持当前的实习模式,实习时间不少于18个月。德国联邦律师联合公会虽然赞成引进学士与硕士学位学制,但主张保留国家考试及“制式法律人”。2003年6月12日,德国文化部长会议(KMK)通过决议,引进学士与硕士二分的学制安排,但仍将国家考试的专业,如师范教育、医学和法学,以及教会和艺术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42]德国联合政府在2005年签署的联合政府合作协议中,也拒绝在法学教育中转化“波伦亚宣言”。[43]目前,虽然有些大学引入了法学本科学位的设置,如在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eit?t G?ttingen)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者,可获得法学学士学位。[44]但取得法官资格,仍是多数法律职业的准入前提,所以,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仍是德国法科学生的“独木桥”。
  1.大学学习阶段与第一次司法考试
  德国法学教育的法律基础在联邦层面由《德国法官法》规定,各州在此框架下予以细化。大学学习的时间一般是4年,这一阶段的学习内容是必修课(Pflichtf?cher)与可选的专业重点领域课程(Schwerpunktbereiche mit Wahlm?glichkeiten),以及外语讲授的法律课程或以法律为内容的外语课程。此外,法科学习内容还考量在司法、法律行政和法律咨询等实践中的重要素质(Schlüsselqualifikationen)培养,包括法庭辩论、谈话技巧、修辞与口才、调解、斡旋、调查和沟通等能力。[45]大学的基础学习阶段以必修课为主,中期考试则是基础学习阶段的考核。进阶学习阶段由学生根据兴趣选择专业重点领域学习。第一次司法考试由各州司法考试局(Landesjustizprüfungsamt)所组织的必修课考试与各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专业重点领域考试组成,权重分别为70%与30%。[46]
  (1)基础学习阶段与中期考试。基础学习阶段的必修课内容由《德国法官法》第5a条第2款第3句予以规定,包括考虑到欧洲法背景的民法、刑法与公法(指宪法行政法)的核心内容,相应的程序法、法学方法论以及法律的哲学、历史与社会渊源。中期考试的内容与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必修课考试挂钩,目的是为了确定学生是否具有继续学习法律所必要的能力,[47]促使学生自始便培养持续的自控能力,并有目标地进行学习。中期考试的相关规程由各大学法学院予以规定。以哥廷根大学为例,该校法学院的中期考试由闭卷考试与至少两份家庭作业组成,评分标准参考国家司法考试。闭卷考试在相应的讲授课结束,前一周至结束后一周期间举行,题型以案例分析为主,考试时间90~120分钟。家庭作业则在假期完成,内容可以是案例分析或专题论文(Themen bearbeitungen),必须附目录与参考文献。通过中期考试是参加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前提条件,未通过即丧失继续学习法律的资格。[48]
  (2)进阶学习阶段与第一次司法考试。通过中期考试者,即进入大学的进阶学习阶段,可以选择一个专业重点领域进行学习,以“补充和深化”必修课的内容,还要“侧重法学的国际化背景及相邻学科”。[49]以哥廷根大学为例,进阶学习阶段的专业重点领域共有九组,分别是:法律的历史与哲学根源课组、私法与公法中的经济法课组、民法与民事附属法课组、私法与公法中的媒体法课组、国际公法与欧洲公法课组、刑法学课组、劳动法与社会法课组、医事法课组、公法课组。[50]进阶学习阶段之后是第一次司法考试,同时也是大学教育的结业考试。
  第一次司法考试的报考条件由各州规定,哥廷根大学所在的下萨克森州要求考生:在下萨克森州的大学法学院注册;学习过包含法史学、法哲学或法社会学、法学方法论相关课程;通过中期考试和民法、刑法与公法的进阶练习课考试;通过以外语讲授的法律课程或以法律为内容的外语课程;通过一门经济学或社会科学课程考试;通过一门《德国法官法》第5a条第3款第1条所规定的素质相关素质课程。此外,还须在法院、行政官署或律师事务所等进行为期四周的实习。[51]
  第一次司法考试通常每年在3月与9月举行两次,[52]由州司法考试局组织的必修课考试与各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专业重点领域考试组成,前者占分值的70%,后者占30%。其中,必修课考试又分为笔试和口试,[53]考官由大学教授、法官、检察官、高级行政法务人员和律师组成。[54]笔试通过后,才能参加口试。下萨克森州的必修课闭卷考试共六场,由三场民法、一场刑法、两场公法组成,每场5个小时。每场试题都是一个案例分析,要求考生按照特定的检视程序予以分析,考核的是法科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将理论知识具体运用到案例解析中的思维与能力。口试由三次答辩组成,5个考生一组,每次约60分钟。必修课考试中闭卷考试分值为总分的64%,口试为36%。[55]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必修科目考试只有一次重考机会,[56]在下萨克森州可以为了成绩的改善而重考一次。[57]
  《德国法官法》第5d条第2款第2句要求专业重点领域的考核阶段,应至少提交一篇书面论文。在下萨克森州,专业重点领域的考试规程由各大学法学院规定,但应获得司法局的批准。[58]哥廷根大学法学院的专业重点领域考试需要提交一份研讨课作业(Seminararbeit)与一次学习作业(Studienarbeit),两次作业都可以是案例分析或专题论文,但两次作业的内容不得相同,考官也不得重合。两次作业都应附目录和参考文献,不得超过30页,完成时间是6周。此外,还应就两次作业分别作口头报告并通过答辩(口试)。书面作业与口试的权重分别为2/3与1/3。未通过者,只有一次重考机会。[59]
  第一次司法考试总分18分,成绩评定分为七个等级:第一级16.00~18.00分,非常优秀(sehr gut);第二级13.00~15.99分,优秀(gut);第三级10.00~12.99分,良好(vollbefriedigend);第四级7.00~9.99分,较好(befriedigend);第五级4.00~6.99分,及格(ausreichend);第六级1.00~3.99分,不及格(mangelhaft);第七级0.00-0.99分,不足(ungenugend)。[60]如果考生最迟于第8个学期结束时提前报名参加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必修课考试,并具备了参加考试的各项条件,考试没有通过,则视为该考生未参加此次考试,后面仍然还有两次参加考试的机会,这被称为“免费试考”(Freiversuch), [61]但专业重点领域的考试不得免费试考。[62]
  2.法务见习阶段与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
  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者可向州高等法院申请进入法务见习阶段,被任命后,即可被称为候补文官,享有临时公务员身份,可以领取津贴。但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的还不是完全法律人,只是准法律人(Vorjurist),仅可在政府、议会、公司等部门从事与法律有关的职业,[63]担任法官、律师、公证员等法律职务必须经过为期两年的法务见习(《德国法官法》第5b条第2款第1句),并通过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法务见习必须在地方民事法庭(民事)、检察院或法院刑庭(刑事)、行政署(行政)和律师事务所四个必选站点(Pflichtstationen)以及自选站点(Wahlstation)进行。除律师事务所的实习为期至少9个月以外,其他三个必修站点的实习至少为期3个月。[64]下萨克森州规定必选站点中民事站点的实习期为5个月,自选站点的实习期为4个月。[65]州高等法院(Oberlandesgerichte)负责管理法务见习。[66]在一个州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者,其他州不得拒绝向其提供见习期的站点。[67]
  法务见习阶段以各州司法考试局组织的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为终点。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同样分为笔试与口试,但考官不再有大学教授参与,而是法律实务界人士,以法官、检察官、公务员、公证人或律师为主。[68]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的笔试内容至少涉及在必选站点的教育内容,口试内容则涵盖整个教育过程,包括大学教育与法务见习阶段。[69]以下萨克森州为例,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由八场闭卷考试与口试组成,口试包含一个案例报告(Aktenvortrag)与四场答辩。笔试内容涉及必选站点的实习内容,口试涵括整个教育阶段,但侧重自选站点的实习内容。笔试由四场民法考试、一场刑法考试、两场公法考试,以及一场由考生在刑法(检察院)与公法(行政官署)间自选的考试组成,题型同样是案例分析,考生必须写出判决书或者律师法律鉴定意见。口试的四场答辩由考生就民法、刑法、公法和选考领域与考官对谈,案例报告部分则与考生的自选站点挂钩,考生阅读裁判文件,向考官口头报告,裁判文件提前一个小时发给考生,4名考生一组,共3小时,考察考生是否能够寻找发现法律实务中的任务与问题,厘清关键性因素,并通过有说服力的考量得出结论。[70]
  下萨克森州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的分值分布为每场闭卷考试占7.5%,案例报告占12%,每场答辩占7%,分值等级与第一次司法考试相同。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没有通过,由考试委员会决定四个必选站点是否全部或部分重新实习。通过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即可称为候补法官(Assessor),在一个州通过考试的人,在任何其他州及联邦都取得法官资格。在下萨克森州还可以为了改善成绩而重考一次,但与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必修课考试不同,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没有“免费试考”制度。[71]但要真正成为法官或攻读博士学位,两次司法考试的成绩一般应在良好(10分)以上。[72]
  (三)单独设置法务见习期的必要
  德国法学教育由于修习年限过长而一直遭受批评,2002年德国法科生在大学期间(第一次司法考试之前)的平均修习时间达9.58个学期之久。[73]但如此旷日持久的大学教育之后还有为期两年的法务见习期,如此一来,德国法科学生最终的修习年限可达六至八年,甚或更长。《德国法官法》明确要求:“国家司法考试和大学法科考试应兼顾学生司法、行政和法律咨询等各项实践能力。”(第5d条第1款第1句)由此亦可见德国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取向和对实践能力的重视。但顺此逻辑,似乎完全可以在大学教育阶段提倡“实践教学”,这样既可以缩短教学年限,也满足了实践能力培养的需要。而事实上,这也正是在我国被广泛提倡的模式。但德国并未放弃单独设置的法务见习期,没有将其纳入大学法学教育阶段,其间缘由颇值玩味。
  所谓法律上的判断,不外乎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两项工作。法律人的基本技能是司法三段论的运用,即寻找大前提、确定小前提,并予以涵摄。以民法为例,寻找大前提的工作通过“请求权基础探寻方法”的训练实现,这是德国大学教育阶段练习课的主要内容,也是两次司法考试的考核目标。小前提的确定即查明案件事实,但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法律适用并非严格分开的两个步骤,而毋宁需要“事实与法律间的目光往返流转”,就此而言,查明事实的能力同样以法学基础知识与技能为前提。除此之外的事实查明技巧只能通过经验习得,因而并非大学教育的任务,所以,德国的大学学习中,并不要求学生查明案件事实,[74]学习中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大多是毫无争议的。不过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同样至关重要,但这部分技能的训练却非大学教育可以胜任。审判实务上,耗费最多劳力时间与费用的,并非法律适用,而是事实认定的过程。但在大学学习阶段,学习的重点是法律适用,考试的目的也在测验学生法律适用的能力,传统法学方法论也以确定事实之后的法律适用为其研究对象,对事实认定的训练应留待法务见习阶段训练。所以,德国法学教育者的基本共识是,大学所能提供的不是实务经验,而是对理论知识与专业方法的传授,只有在学生掌握了必备的基础知识,即通过中期考试之后,实务教育才有意义。而若要使实务教育最有效果,最好的时机则是在完成大学教育之后,此时学生已掌握了法律知识体系、程序法知识与法律人的专业方法。[75]即便引入法律外语、谈判、调解、辩论等律师所需要的素质培养课程,也只能放在高年级,否则连最起码的实体法知识和理念都没有建立,对基本的法学概念没有意识,所谓谈判、仲裁、法庭辩论、论辩技巧等都无从谈起,[76]反而可能发生教育形式化的危险。
  在全球化与信息爆炸的背景之下,不仅知识更新迅速,法律也更新迅速,实务经验更新更快。而对于实践而言,越是在法律秩序与法律生活变动活跃的时代,理论学习越重要。法律素材迅速增长且日新月异,实务问题不可能借助既有的知识解决。[77]只有牢固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出色的专业思维与方法素养,才能使法科学生有能力应付当今世界的巨大变迁。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只能拾人牙慧并迅速被淹没。正如何美欢教授所指出的,实务界对毕业生“高分低能”的投诉是指学生不懂得适用法律,接到任务时,不能从满脑子的法律知识中找到适当的内容加以适用。实务界往往就此认为学生只懂理论,不懂实务。事实不然,法学生不懂的是理论,即他只懂得背诵理论而不懂得活用理论。这可说是技能的缺失,实务的无能,但说到底,是对理论真正的了解的缺失。弥补这个缺陷恰恰应该从加强学生对理论的了解着手。关于新问题,以及新问题需要新知识来解决的想法,其前提仍然是认为知识可以直接套入并解决问题的误解。在实务上,碰到新问题时,最重要的是对它进行基本结构分析,即回到最原始、最古老的基本原则。关键仍然是扎实的基础知识。基础知识比任何前沿性的东西更重要。执业内容愈复杂,法律理论就愈重要。[78]
  但德国主张实务教育置于大学教育之后,强调理论传授的重要性,并不是主张大学教育与实践能力相脱节,相反,德国社会的法律化程度极高,几乎所有问题都可转化为法律问题,交给法官裁判,法学院的学习也难以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是法律学习的基本素材,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相当深度的理论探讨。于此,须厘清“实践能力”与“实务经验”二者的区别。“实践能力”指向专业思维与专业方法,“实务经验”则更多地指向接待客户、谈判沟通等人情世故。法律适用方法作为“实践能力”的核心,不仅应放在大学教育阶段进行,而且应该与理论知识的传授并举,这也是德国司法考试闭卷考试的题型只有案例分析的原因所在,因为只有案例分析可以同时考查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所以,德国的教育改革者们一致赞同,应该首先通过理论知识性的教育使从事实践的法律人能够进行专业、独立而有条理的思考,并且使其获得必需的法律判断力,从而能够认识新的法律问题,对法律教义的基础结构进行回顾,同时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实务经验的教育应在大学教育之后完成。[79]长达六年的学习期的优势在于,完成这一学习过程的学生,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程序,而且还有通过两次司法考试的要求,保证了其教育产品的高质量。
  将实务经验的培养置于大学学习阶段的教育,是对理论学习与实务技能演练的双向忽视。过早地在法律学习的初期强调实务技能,可能反而导致理论原则和实际操作缺乏沟通,以至于学生无法体会理论的重要性,导致“理论联系实际的旗号下理论的非理论化倾向”。[80]大学阶段的法学教育,应培养学生扎实的基础理论体系、熟练的法律适用方法,以及独立的法律思维能力,而德国法学院的教学布局正是此中典范。
  三、德国法学院的教学布局
  德国《高校框架法》第7条规定,教学活动应该为学生的职业能力作准备,培养该学科必要的专业知识、能力与方法,使学生有能力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与技术工作。德国法学院的教学布局则完美地贯彻了这一目标。就课程设置而言,讲授课(Vorlesung)、练习课(übung)与研讨课(Seminar)三种常规课程分别担负传授法学知识体系、训练适用法律的思维与能力,以及培养独立研究专题法律问题之能力的教学任务,练习课与研讨课配合讲授课而设。课程设置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基础知识与法学方法的培训。而品类丰富、严谨细致的各类教科书、案例练习教材、法典评注、判例集、以学生为目标读者的法学教育类期刊,以及藏书丰富齐备的各层级图书馆更是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素材。
  (一)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
  早在罗马优士丁尼时期,法科学生的学习年限即达五年之久。新生入学,先使其了解法律基本观念以及立法旨趣,第二、第三年再辅以生动的判例,最后两年始令学生进行专题研究。在教学方法上兼采理论分析与判例分析。[81]此种教学模式在德国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仍有体现。德国法学院的讲授课传授法律知识体系,教学方式上同样兼采理论分析与判例分析;练习课着重训练学生熟练运用判例分析的严谨程式进行案例解析,尤以民法的请求权基础探寻方法最为精细缜密;研讨课则要求学生进行专题论文的撰写并予报告讨论,主要针对进阶学习阶段的高年级学生开设。苏永钦教授将这种在讲授课之间穿插练习课与研讨课对知识进行整合的课程设置模式形象地比喻为“擀水铰皮式的教学”,“像面粉团推薄一次后又回滚两三次”。[82]
  1.讲授课
  讲授课的内容以体系化的内容为主,判例为辅,但判例的比重也相当可观,而且都是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有案卷号等完备的信息,通常无考试,学生取得上课证明即可,对相关内容的考查主要放在练习课和讨论课中。任课教授一般会安排每周一小时的固定答疑时间。此外,有些法学院还设有学习小组(Arbeitsgemeinscaften für Erstesemester)以及配合讲授课的集体辅导课,分为民法、刑法和公法三种,由助教或博士生等主持,以解决学习中的难点和进行案例分析训练为主。参加者通常是一年级学生,20~30人。在有些大学,参见学习小组并取得成绩是参加练习课的必要条件。[83]授课方式上,讲授课以独白式的教学方式为主,任课教授通常兼收并蓄地讲授通行观点与反对学说,教授不是仅仅传授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广征博引不同的观点与论据。与之相应的是,很多德国的法学教科书在每一处细节论证的脚注中都不仅列出相似观点,也列出反对观点及其出处。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往往致力于掌握一种技术:即使在课堂外也要遍查各种法律观点,并探寻其中的承继与反对关系,并尽量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德国的法学院对于学生是否出席讲授课,基本采取放任主义,而且不限定在一个大学听课。因为大学大多没有围墙,课堂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教室旁听。课程表通常只是作为参考,何时修习何课程,一个学期具体选择几门课程,是否按照学校建议的进度进行,完全由学生自己掌握。所以,法学院的相关课程几乎每个学期都同时开班。但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不因而有任何怠惰,知名教授的几百人的大课堂常常座无虚席,甚至有站立听讲者。
  一般而言,讲授课由教授承担,[84]教授是大学所在州的公职人员,有体面的收入和完备的社会保障。教授不是职称,而是属于国家官员,被终身任用。[85]大学教授通常拥有研究所、研究室和图书馆。[86]每个教授都领导相应的教学科研团队,教学活动完全由各个团队具体负责,与课程设置中的相应教学模块挂钩,具有分散性和自治性。每个教学团队都有自己的秘书,负责行政事务性工作。在德国法学院授课的前提是取得博士学位,自19世纪开始,还必须取得教授资格(Habilitation)。[87]以哥廷根大学为例,攻读博士学位的前提是两次司法考试的成绩都在良好(10分)以上,而且未通过博士答辩者没有第二次机会。[88]而获得博士学位后还有三至五年的教授资格论文准备阶段。申请教授资格需要证明独立研究能力与独立授课能力,研究能力的证明需要教授资格论文通过教授资格委员会(Habilitationskommission)的鉴定,并在教授资格委员会面前主持一次专题研讨会(Kolloquium),对于委员会成员组成,申请人有建议权。专题研讨会上申请人须首先就讨论选题(不必一定与教授资格论文相关)作30分钟的报告,之后是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总时长不超过1小时,参加者包括法学院教授与正在撰写教授资格论文的成员,法学院院长也可以要求其他学者参加。而独立授课能力必须通过试讲证明。专题研讨通过之后,申请人即有资格进行45分钟的公开试讲,试讲的内容由教授资格委员会从申请人提出的三个建议专题中择一确定,不得与教授资格论文及专题研讨的论题重复。试讲之后,由教授资格委员会评价申请人的授课能力以及教授资格考核成绩。取得教授资格后,即被授予在特定专业领域独立授课的权限。未通过教授资格考核者,只有一次重新申请的机会。[89]但取得教授资格不等于获得教席,通常还要经过激烈的竞争和漫长的等待。
  2.练习课
  因为法官受法律与法的约束(《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他们在判决中就必须论证裁判结论与法律规范间的关联,即有论理义务(Begründungslast)。而为论理义务提供支撑的方法工具即法律适用方法。以法律适用方法为核心的法学方法论不独对法官至关重要,它是任何法律执业者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技能。但知识可以用讲课讲授,技能却只能从练习中学习。德国法学院的练习课即为此目的而设,最早由耶林引入,并在19世纪后半叶被各大学所接受而成为必修课。[90]它通常与讲授课相配套,小班教学,内容是该学科的案例分析。德国法学教育界认为法学教育应当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与案例有关的问题导向思维(fallbezogen-problemorientierten Denken),[91]而解决问题的技巧只能通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做的事情里得到锻炼,换言之,只能在练习的过程中学习,所以练习课是必修课程。两次司法考试的闭卷考试所考查的也是练习课上所学的案例分析模式以及法律适用方法的运用能力。
  以民法为例,请求权基础的找寻就是法律适用的过程,练习课上反复训练的请求权基础探寻方法实质是一种论证法律上结论的方法,已在德国的民法思维中占据主导地位,[92]它连接实体法与程序法,借助对请求权基础各层次构成要件和抗辩的检视,来考量特定请求权主张能否成立。它可以保证将所有对案件重要的事实点没有遗漏地纳入考量过程,并且将无关的事实面向合理剔除。其清晰明了的检视过程也具有极强的可检验性,合理地体现了法律论证的说理性,也最能切合私法案件的分析方法之全面、经济及在思维上简便易行的要求。[93]请求权基础探寻方法的提问方式是“谁得向谁根据何种规范为何种请求(Wer will was von wem woraus)”。在检视请求权基础之前,首先须从法律效果部分入手“预选”(Vorwahl)请求权基础规范。之后,为避免于检讨某特定请求权基础时,须以其他请求权基础的检讨作为前提问题,一般依下述顺序依次检讨:基于契约的请求权、基于缔约过失的请求权类似契约的请求权、基于无因管理的请求权、物上请求权、侵权和不当得利请求权。其中,对于每个请求权基础,又须经过三个步骤,即请求权是否成立、请求权是否嗣后消灭,以及请求权是否可以行使。[94]
  法律适用以对选取的规范进行解释为前提,因为规范以语言为载体,而语言固有的多义性、不准确性和历史演变可能,使得所有语言文本都须经由解释始能获得被理解的可能。法律规范本身的抽象性也预设了解释的必要性与普遍性。但通过解释取得的结论并非是逻辑上必然的结论,而是在各种不同的论理可能性中所作的有充分理由的选择。通过解释取得的结论并非逻辑上必然的结论,解释方法不能保证发现唯一正确的结论。“解释”毋宁是:在诸多说明可能性中,基于各种考量,认为其中之一于此是“恰当的”,因此决定选择此种。[95]但这绝不意味着法学问题不能被理性地讨论,更不意味着法学上的结论不具有可检验性。在练习课中,学生被要求的并非是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有的话),而是是否考虑了解决问题可能涉及的所有可能。在民法领域即考查学生是否检视了所有可能的请求权基础,并一一予以证明或反驳。[96]
  3.研讨课
  研讨课同样与讲授课相配套,此种上课方式最早由柯尼斯堡(K?nigsberg)于1840年开设的高级研修课程所创立,[97]为高年级学生开设,多为20人以下,由教授在上个学期末提出若干选题,由学生选定选题后,搜集资料并撰写报告,在研讨课上报告。同班同学则根据他人的报告各自提出自己的见解,交互讨论,再由教授予以总结。其目的在于训练法学研究、法律论证与说理能力,要求学生课下必须阅读大量的资料。参加研讨课并取得合格成绩,是获得第一次司法考试资格的条件之一。以职业教育为目标的德国法学教育,将以培养研究能力为目的的研讨课作为常规必修课程,其背后的考量或与何美欢教授对“研究工作”的解释不谋而合:研究工作并不局限于大学、研究所。律师、干部、经理的工作都需要搜集资料解决问题,即研究。“学术性”报告与律师报告、商人报告之间的区别只是形式的区别、侧重点的区别,而不是本质的区别。与其他报告研究既定的问题不同的只是,学术报告需要自己提出问题。教授研究是教授学生如何寻找研究问题,如何形成搜查策略,如何批评性地阅读所得材料,如何得出答案并构建支持它的论证,如何将它写下来。其中,批判性阅读与思考最为重要,学生必须学习思考直至找出解决办法。再者,学习与研究也密切相关,除非学习用作背诵的同义词,否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学习,两者应该是互动的。[98]
  4.基础理论与法学方法的核心地位
  讲授课、练习课与研讨课并立,练习课、研讨课与讲授课配套的课程格局,体现的是德国法学院教育阶段基础理论与法学方法的核心地位。对基础知识的重视,从本文文末所附的“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院2013/14冬季学期课程表”中民法、刑法与公法三门基础课程所占的课时与学分比重可见一斑。而上文所述下萨克森州第一次司法考试中六场闭卷考试中三场民法、一场刑法、两场公法,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八场闭卷考试中四场民法、一场刑法、两场公法的安排同样为此提供了佐证。在法律规范极速膨胀的社会,大学在读的有限时间,不可能涉及所有的规范性文件,尤其不可能针对每一部立法都专门设定一门课程,而实质上这种做法不仅不可取而且应该着力避免。无论教授了多少实定法的知识,也无法追赶上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速度,而且,并非所有的制定法都有一套独立的理论。在持续的国际化进程与技术革新中,法学教育必须使法律人能够迅速处理新的问题,知道如何应对国际法律交往,适应技术变革,并不受累于知识爆炸。于此,需要培养的是学生利用已经学习的知识获得新知识的能力,作为整个法律体系之基础的课程反而更应受到重视。只有让学生牢牢掌握了这些作为“法学内核”的基础知识体系,才能使他们应对工作之后不断涌现的新法,才能使他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一个全新的或者之前从未涉足的法律领域的工作。
  与之相应,法律思维与专业方法的培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法律问题通常并无所谓“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法学的精妙之处恰在其推论过程的可检验性,而其中所涉及的法学方法自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比专业知识更重要。因为法律人的专业知识是有据可查的,而决定他们认识和判断的思维方式则无法自学,是非经长期专门训练而无法养成的,必须仰仗专业的法律教育。正如庞德所言,即使是最好的法典,也并非不待解释而可自明的。定得最好的条文对于可能发生的有关事件,也并非都可以当然适用。一个现代法典的主要目的,仅在供给一个法律上的新起端。法典的条文,并不仅是用以解决其范围内的事件,同时仍须以类推解释的方法,加以阐发,以适应新事件的需要。而这种选择及类推论断的技术,必须经过讲授才能了然。[99]德国法学院的练习课与研讨课即培养学生以教义学为基础,借助判例与法学文献,借由法律解释与续造的法学方法,对法律问题进行论证的能力。德国法学教育所预期的,并非是在各个法律领域都“知识完备”的记忆高手,而是具备基本的方法论素养、处事灵活、能够迅速入行的法律从业者。而这正暗合了德国一贯的“通才教育”、“重理论重基础”的优势,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和国际化背景下,应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现代法律世界”,“知识”远比不上“方法”可靠。法科学子若果根基稳固,自然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100]
  因而,在立法日益增多、法律更新迅速的前提下,不可能也不应当一部立法开一门课,而必须强调基础理论体系的传授和专业思维与方法的培养,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熟悉法律术语,熟悉支撑这一法律的基本理论和这部法律所力图解决的具体问题,能够熟练进行法律推理和思考,进而能够在无需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颁法律。[101]如此,才不至于使基尔希曼(Julius von Kirchmann)的“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文献成为废纸”之机,[102]变成“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法学院的知识都变成垃圾”。
  (二)教科书与学习材料
  1.教科书
  与课程类型相适应,德国的法学教材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有专门针对讲授课的教材,也有专门服务于练习课的案例研习教材,还有供研究用的大型体系化理论著作。讲授课与练习课的教材中又分别有针对初学者的简明教科书和供综合复习用的参考用书。德国法学院的课程通常没有指定的统一教材,但教授会推荐书单,学生也大多不会只看一本教科书,有时会参考6至7本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进行学习。由于法学与数学不同,法学判断通常有价值评判的因素在内,教育的重点不在正确答案而在论理能力,所以法学的学习过程中不应只看一家之言。各家经典教材都会阐释的无疑是核心知识,而不同观点指向的问题也会提示进一步思考的方向,不同著者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主张的论证过程更是应悉心品鉴对比之处。
  初见德国法学教材,仅其形式本身就足以唤起学子的敬畏。首先,德国的法学教材以独著为多,即使合著者也大多是第一作者选任的续写者,而非通常意义的合著。其次,很多经典教科书甚至会出版三四十多版,这一方面可以反映作者对法学素材的及时跟进与更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一种持续的学术传承。在作者退休或去世之后,通常其选任的续写者会继续更新教材。再次,正文前有文献索引,正文后有法条索引和术语索引,有些还会有判例索引,方便读者迅速检索到所需内容。最后,对于段落所在位置的标注,除了页码之外还有“边码”系统,在此后的版本修订中,由于篇幅的变化,同一段落的页码可能会变,但边码不会变,所以边码不仅比页码的指引更精确,而且也便于读者对比不同版次中作者观点的变化,同时这也显示出作者在最初的章节与段落安排中即有极其严谨的体系考量。
  进一步观察,会发现不仅是教科书,各类专著、论文、法典评注和案例分析也都遵循同一套引注标准,学术规范严谨而统一。如果认真研读其内容,则会发现不同教科书的不同特征。针对初学者的讲授课教科书以执简驭繁、体系清晰见长。大部头的著作式教科书通常是作者的体系性大成之作,对于学说与实务中的争议问题有详尽论证,而且引注规模惊人且多会指明相反观点,“常常是理论与实际达成一片的,解释书中充满而且浸透了法哲学的气氛;法哲学中常常有形无形显露着它的基础是条文”。[103]案例研习教材则重在分解案例分析思路并展示分析程式。各类型教科书的共性是语言风格简明严谨,除了学说争议也注重分析司法判例中所显示的实务态度,并且都非常注重法学方法的运用
  2.辅助学习材料
  教科书之外,德国大量的以法科学生为服务对象的学习材料也颇为引人注目。其中,较重要的类型是法典评注、判例集与法学期刊。德国的法典评注也有层次之分,从足以放满一个书架的大型评注,如施陶丁格民法典评注(Staudinger Kommentar zum BGB),到一本字典厚度的学生评注一应俱全,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群的需要。而且,受潘德克顿法学影响,法学研究工作集中在对实定法的注释上。德国教授的科研成果,以对法典的系统评注为最上品,专著次之,论文再次之。[104]这也就不难解释德国法典评注的昌隆之相了。各类法典评注都按照法典顺序编排,每个条文逐一释义,大致会涉及制度史、立法史、学说史、结合判例的要件与法律效果的逐层解析,举证负担的分配等内容,详略安排则取决于法典评注的规模。由于法典评注集合了每个条文的重要学说与判例,几乎是学说与判例大全,所以无论是研究者、教授、法官、律师还是法科学生,都以法典评注为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判例集在德国的法学教育中也非常受重视,不论是讲授课还是练习课,判例分析都是重要内容,只是分析的角度不同,两次司法考试的试题也多取自于真实的法院判例。由此亦可见,德国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互相交融与关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为学生定制的法学教育类期刊,与《新法学周刊》(NJW, 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民法实务档案》(AcP, 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等针对“真正法律人”的刊物不同。以学生为目标读者群的法学期刊,较有影响的有《法律学习》(JuS, Juristische Schulung)、《法学工作报》(JA, Juristische Arbeitsbl?tter)、《法学教育》(JURA, Juristische Ausbildung)等,内容的主体是练习案例(与练习课相衔接)以及与国家司法考试有关的判例,通常附有解析模板。《法律学习》是此类期刊中的佼佼者,《法学工作报》还发展出一套专门的判例索引系统。除了判例,这些期刊还刊载针对学生学习需要的论文,风格大多短小明快,其中不乏著名教授的文章,而且在德国的学术评价机制中也颇有分量。一般教授会建议学生从第四至第五学期,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之后再开始研读此类刊物。与学生的购买能力相符,此类刊物的定价也多在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在上述传统的学生刊物之外,还有一些判例概览类期刊专门服务于国家司法考试的复习,如《判例要览》(Rü, Rechtsprechungsübersicht)、《诺莫斯判例要览》(NRü, Nomos Rechtsprechungsübersicht)等,均将最新的与考试相关的判例以案例解析的形式重新编辑。此外,还涌现出《法律学习杂志》(ZJS, Zeitschrift für das juristische Studium)等免费的法律学习网络刊物,内容上与传统的法律学习类刊物相近。
  3.图书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图书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某种程度上就像化学或物理学的实验室。张五常先生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求学时,就曾为了读书方便而断断续续睡在图书馆两年多。[105]以哥廷根大学为例,该大学有法学类藏书的图书馆分为三个层级,即下萨克森州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以及十个法学院下设研究所图书馆,藏书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图书馆服务的便利:借阅证的办理几乎没有身份限制;图书以开架借阅为主,借阅的限制很少,即使年代久远的书也大多可以借出;图书馆每层都设有自助打印、复印设备和免费自助扫描设备,大大方便了资料的收集工作;如果想借阅的书已经借出,还可以在电子系统上预约;馆际互借也非常方便,只需要在联合检索系统上进行预约,并支付两欧元,就可以在一周左右到你所在的大学图书馆取到其他图书馆寄来的书。这些看似只是技术问题的细节,却实实在在地为法学研究者和法科学生提供了最丰富的文献资料,也使图书馆的藏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们的效用。
  四、余论与借镜
  就上文所述,可以大致将德国法学教育的特征总结如下:其一,制式法律人的教育目标。德国的法学教育取向于职业教育,但基于法律共同体已经形成的法律生态,大学的法学教育采取的又是不分职业种类的一元化培养模式,从而使得法律共同体与法学教育互为前提且相互促进。其二,沿袭自波伦亚法律学院的教育传统。德国法学院系效仿波伦亚法律学院,波伦亚法律学院所传授的罗马法知识与注释法学方法,不仅直接影响了德国对罗马法的继受,也是德国近代法学院的学习范本,而且波伦亚法律学院的课程类型和学制学位设置也对德国法学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三,精细完备的双阶式培养与考试体制。自18世纪起,德国的法学教育逐渐形成双阶式的培养模式。所有与法律相关的职业均采用统一的教育体制,通过两次司法考试几乎是从事所有法律职业的前提条件。两次司法考试分别是两个阶段学习的结束,即大学学习阶段与法务见习阶段。其中,法务见习阶段的单独设置不仅是对实务经验的充分尊重和训练,也藉此厘清了大学教育的职能在于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法学方法的培养。其四,法律适用能力培养的核心地位。自某种程度而言,德国法学教育最看重的价值并非知识传授,而是法律能力(juristisches K?nnen)的培养,即自始至终独立分析一个法律问题的能力,此类能力通过练习课、研讨课与复习课养成。在法学院考试以及两次司法考试的评分体系中,对此能力的检验与对知识的检验并重,“为什么”与“是什么”同样重要。[106]可以说,德国的法学教育模式为其法典化传统量身定做。也正是基于法典化传统,德国的法学教育对我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就教育目标的设定而言,出于培育和维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需要,我们虽然不妨在法学教育中对不同的法律职业予以适度关照,但统一的教育背景、相似的职业品味、同样的分析方法,是法官、检察官、高级政府官员、法学教授、律师、公证员、企业法务等法律职业的共同前提,所以德国不分职业种类的制式法律人培养模式可资借鉴。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因为没有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没有大体获得共识的评价标准,才导致我国大学法学院在办学体制、形式结构、教师选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出现一种消极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研究型人才”和就业选择有关,而不是大学教育需要过早关注、代替当事人关注的问题。[107]同理,一个法科学生是否成为“实务型人才”也是就业选择问题。法学院的职能是法学通才教育与学科内专业教育,提供的是法律职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而不是将学生塑造成特定法律职业种类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用唯一的法学第一学位代替目前多样化的法学第一学位已经刻不容缓。[108]即使需要为不同的职业取向定制不同的培养方案,也不宜将此置入大学阶段的法学教育中,而应放在法务见习阶段,而这就要求单独设置法务见习期,这涉及法学教育的整体架构和教学布局。
  在法学教育的整体架构和教学布局方面,我们不断强调实践教学,却可能混淆了实践能力与实务经验,似乎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加入实务经验的培养就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但实务经验的积累恰恰是法学院所“不能承受之重”,而法律实践能力的核心——法律适用能力的培养在法学院的培养体制中反而缺位。当美国学者已经在争论法学院是否过度强调法律思维的训练时,[109]我们似乎还未意识到法律适用能力对于法律职业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一方面应在大学教学和考核环节突出法律适用能力,另一方面则应在大学教育之外单独设置法务见习期,以促成实务经验的培养和积累。[110]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法律思维伴随着法律职业化而出现,是法律职业成熟的标志。只有具备法律思维才能称之为法律人,这是靠专门训练和实践而形成或养成的。法学院的目的并不在于培训“制成品”,而是教授法律分析,只是“保证当学生离开母校时,他对法律的主要范畴的机构有扎实的基础,他有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按照他执业的要求继续发展”。[111]以此为导向,实务技巧应放在法务见习阶段学习,大学阶段专业法学教育应该培养能思考的人才,即培养法律适用能力。而这种方法的传授与不断练习是讲授课所不能承担的,只能通过练习课与研讨课进行。所以有必要在以讲授课为主导的单一课程层次之中引入练习课与研讨课,其中研讨课在我们的研究生教学中尚有体现,但以特定检视程式分析实例的练习课却迟迟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实例最能训练、测试法律人的思考方法及能力。法律上的实例,犹如数学演算题,不可徒事记忆,非彻底了解其基本法则及推理过程,实不足应付层出不穷的案例。实例研习的目的乃在于培养思考方法,去面对处理“未曾遇见”的法律问题。[112]可喜的是,目前中国政法大学等学校已经引入了讲授课、练习课与研讨课并立的课程体系。相应的,在教材类型与辅助学习材料方面也有进一步丰富的空间,我们尤其缺乏专门服务于法学院学生群体的法学期刊,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定位也有改善的必要。据孙晓楼先生考证,在他生活的年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之经费,十之六七为推广图书馆之用。当时我国国内的法律学生,毕业后若想继续从事研究,“非耗费万金,远涉重洋,到外国去留学不可”。[113]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似乎仍然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笔者去德国留学期间5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复印、扫描各种文献,唯恐回国后再也无法享受这些学术给养。
  而若法务见习期得以单独设置,也可以分别针对法学院教育阶段与实务见习阶段设置两次司法考试,而且应建立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联系,把取得法学学位作为申请参加司法考试的条件之一,使法学学位成为行业准入的必备条件。而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弊病之一就是参加司法考试不以取得法学学位为必要,而在“大法学”之下,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名不副实。[114]考核内容方面,目前我国法学院考试与司法考试中各种题型的考核方式均强调知识点的覆盖面,所考核者更多的是单纯的记忆力,对于知识体系与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力的检验几乎完全无能为力。而考核的目的本应在于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被期待掌握的内容,学生应该被期待掌握的核心能力就是法律适用能力,训练法律适用能力的最好方式是案例分析,考核法律适用能力的最好方式亦不外如此,这也正是德国两次国家司法考试的题目都是案例分析的原因。案例分析题的题目设计应着眼于测试对法律基本概念、基本原则的了解,解释适用及法学上论证的能力,应避免细节、特殊、记忆性的问题,题目内容应测验对该学科知识的体系构成的认识及综合运用的能力。评分不应以“唯一正确”答案为标准,而应重视其论证推理过程。[115]虽然如此难免会使法学教育的年限延长,但诚如苏永钦教授所言,时间拖长好像是大陆法系专业教育的宿命,因为大陆法系的体系思维决定了如果不爬到体系的顶端,根本无法完成司法三段论的演绎思考。这与英美法系的议题思维不同,后者训练的是从议题本身,通过类推寻找答案的能力,两种法律思维基本模式的差异,已经决定了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不能不维持从抽象到具体的传习方式。法学教育者如果忽略这两种法律基本思维的差异而轻举妄动,很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116]
  附: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院2013/14冬季学期课程表[117]
  一、第1学期基础课程
  1.《德国法制史I :中世纪》,讲授课,4学分,周2学时。
  2.《罗马法II:继受史》,讲授课,4学分,周2学时。
  3.《国家理论概述》,讲授课,4学分,周2学时。
  4.《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导论》,讲授课,4学分,周2学时。
  5.《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导论同步课》[118],讨论课,3学分,周2学时。
  二、第1学期经济学与社会学基础课程
  1.《国民经济学导论》,讲授课+练习课,6学分,周2学时。
  2.《政治社会学与社会政治学导论》,讲授课,周2学时。
  3.《社会学导论》,讲授课,周2学时。
  4.《政治理论》,讲授课,周2学时。
  5.《欧洲法院:政治机构抑或经济机构》,研讨课,周2学时。
  三、基础学3阶段第1-3学期课程
  (一)第1学期
  1.《民法基础I》,讲授课,9学分,周6课时。
  2.《国家法I》,讲授课,7学分,周4课时。
  3.《刑法I》,讲授课,8学分,周5课时。
  4.《民法基础I同步课》,讨论课,3学分,周2课时。
  5.《国家法I同步课》,讨论课,3学分,周2课时。
  6.《刑法I同步课》,讨论课,3学分,周2课时。
  (二)第2学期
  1.《民法基础II》,讲授课,7学分,周4课时。
  2.《国家法II》,讲授课,7学分,周4课时。
  3.《刑法II》,讲授课,8学分,周5课时。
  4.《民法基础II同步课》,讨论课,3学分,周2课时。
  5.《国家法II同步课》,讨论课,3学分,周2课时。
  6.《刑法II同步课》,讨论课,3学分,周2课时。
  (三)第3学期
  1.《民法基础II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物权法》,讲授课,7学分,周4课时。
  3.《国家法III:国际公法与欧盟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4.《行政法I:总论》,讲授课,9学分,周6课时。
  5.《刑事诉讼法》,讲授课,7学分,周3课时。
  6.《物权法同步课》,讨论课,周2课时。
  7.《国家法III同步课》,讨论课,周2课时。
  8.《行政法I同步课》,讨论课,周2课时。
  9.《刑事诉讼法同步课》,讨论课,周2课时。
  四、外语课程
  1.《法律汉语》,小班讲授课,周2课时。
  2.《哥廷根中国法暑期学校》,周2课时。
  3.《法国法与法律法语导论》,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4.《Willem C. Vis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特设课程,周2课时。
  5.《英国法与法律英语导论》,小班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五、进阶学习阶段:第3学期起的必修课
  (一)民法课程
  1.《亲属法概论》,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民事诉讼法I》,讲授课,7学分,周4课时。
  3.《民法进阶练习》,练习课,9学分,周2课时。
  4.《信贷担保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5.《公司法概论》,讲授课,3学分,周2课时。
  (二)公法课程
  1.《行政法II:分论及行政法案例分析导论》,讲授课,6学分,周4课时。
  2.《公法进阶练习》,练习课,9学分,周2课时。
  (三)刑法课程
  1.《刑法II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刑法进阶练习》,练习课,9学分,周2课时。
  六、考试准备课程
  1.《医药与生物医药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刑法研讨:诈骗与背任》,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3.《亲属法研讨:子女权利》,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4.《地方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5.《伊斯兰教与德国及欧洲教会法的融合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6.《国际法背景下的基本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7.《联邦制国家的州立宪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8.《营业保护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9.《医事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10.《国际刑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11。《著名案例分析:民法“经典”》,讨论课,周2课时。
  12.《未成年人刑法与犯罪学热点问题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13.《从欧洲至乡镇的精英法律人均应具备的跨学科交流能力》,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14.《公司法与著作权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15.《银行与保险业监管法研讨》,研讨课,周2课时。
  16.《犯罪学研讨:经验层面的刑罚研究》,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17.《“历史与当代的亲子关系”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18.《未成年人媒体保护法与媒体刑事责任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19.《涉外民商法与国际私法及医事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0.《出版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1.《刑事程序与辩护的公开性研讨》,研讨课,周3课时。
  22.《刑法、刑法与犯罪学研讨:封闭体系抑或体系的一部分?》,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3.《企业重组与并购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4.《欧洲与德国经济法研讨:“遗传工程法”》,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5.《律师实务中医疗与社会保障法的实体与程序问题研讨》,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6.《当代海洋法发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7.《当代医疗与社会保障法研讨》,研讨课,周3课时。
  28.《罗马法中的哲学:当代私法教义学根源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9.《欧洲法院:政治机构抑或经济机构》,研讨课,周2课时。
  七、第5学期起的专业重点领域考试课程(2012版)
  (一)法律的历史与哲学根源课组
  A组:讲授课程
  1.《法哲学讨论》,讨论课,4学分,周2课时。
  2.《国家理论概述》,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3.《德国法制史进阶》,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4.《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导论》,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5.《德国法制史I :中世纪》,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6.《罗马法II:继受史》,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7.《教会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8.《著名案例分析:民法“经典”》,讨论课,周2课时。
  9.《瑞士法导论》,讨论课,4学分,周2课时。
  B组:研讨课
  1.《立法者》,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伊斯兰教与德国及欧洲教会法的融合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3.《法哲学研讨:柏拉图》,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4.《联邦制国家的州立宪法》,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5.《“历史与当代的亲子关系”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6.《罗马法中的哲学:当代私法教义学根源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二)私法与公法中的经济法课组
  A组:讲授课程
  1.《环境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知识产权法I :著作权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3.《破产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4.《经济结社、集体合同与劳动斗争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5.《媒体经济法/电子平台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6.《电子通讯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7.《经济法领域的合同架构》,讲授课,3学分,周2课时。
  8.《银行与保险业监管法》,讲授课,周2课时。
  9.《银行业合同法》,讲授课,4分,周2课时。
  10.《国际经济法与欧洲经济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B组:研讨课
  1.《地方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营业保护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3.《公司法与著作权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4.《“当代破产法问题”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5.《企业重组与并购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6.《欧洲与德国经济法研讨:“遗传工程法”》,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三)民法与民事附属法课组
  A组:讲授课程
  1.《破产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亲属法与继承法进阶》,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3.《信贷担保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4.《比较法导论》,讲授课,周2课时。
  5.《国际买卖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6.《医事法I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7.《律师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8.《瑞士法导论》,讨论课,周2课时。
  B组:研讨课
  1.《医药与生物医药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亲属法研讨:子女权利》,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3.《医事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4.《当代破产法问题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5.《“历史与当代的亲子关系”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6.《涉外民商法与国际私法及医事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7.《当代医疗与社会保障法研讨》,研讨课,周3课时。
  (四)私法与公法中的媒体法课组
  A组:讲授课程
  1.《知识产权法I :著作权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媒体经济法/电子平台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3.《新媒体背景下的广播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4.《电子通讯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5.《国际经济法与欧洲经济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B组:研讨课
  1.《营业保护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公司法与著作权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3.《未成年人媒体保护法与媒体刑事责任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4.《出版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五)国际公法与欧洲公法课组
  A组:讲授课程
  1.《欧盟法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国际公法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3.《国际刑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讲授课,周2课时。
  4.《国际经济法与欧洲经济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B组:研讨课
  1.《伊斯兰教与德国及欧洲教会法的融合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国际法背景下的基本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六)刑法学课组
  A组:讲授课程
  1.《法医精神病学》,讨论课,4学分,周2课时。
  2.《犯罪学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3.《刑事诉讼法I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4.《刑罚的执行》,讲授课,周2课时。
  5.《国际刑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讲授课,周2课时。
  6.《法医学》,讲授课,3学分,周2课时。
  B组:研讨课
  1.《医药与生物医药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刑法研讨:诈骗与背任》,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3.《国际刑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4.《未成年人刑法与犯罪学热点问题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5.《犯罪学研讨:经验层面的刑罚研究》,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6.《刑事程序与辩护的公开性研讨》,研讨课,周3课时。
  7.《刑法、刑法与犯罪学研讨:封闭体系抑或体系的一部分?》,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七)劳动法与社会法
  A组:讲授课程
  1.《经济结社、集体合同与劳动斗争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社会法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3.《欧洲劳动法与国际劳动法》,讲授课,周2课时。
  4.《劳动法中的托管》,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B组:研讨课
  1.《企业重组与并购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劳动法模拟法庭竞赛》,特设课程,周2课时。
  (八)医事法
  A组:讲授课程
  1.《法医精神病学》,讨论课,4学分,周2课时。
  2.《社会法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3.《医事法I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4.《律师实务中医疗与社会保障法的实体与程序问题研讨》,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5.《法医学》,讲授课,3学分,周2课时。
  B组:研讨课
  1.《医药与生物医药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医事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3.《“历史与当代的亲子关系”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4.《涉外民商法与国际私法及医事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5.《当代医疗与社会保障法研讨》,研讨课,周3课时。
  (九)公法
  A组:讲授课程
  1.《欧盟法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2.《国家理论概述》,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3.《环境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4.《新媒体背景下的广播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5.《电子通讯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6.《教会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7.《社会法I》,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8.《从欧洲至乡镇的精英法律人均应具备的跨学科交流能力》,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9.《国际经济法与欧洲经济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B组:研讨课
  1.《地方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2.《伊斯兰教与德国及欧洲教会法的融合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3.《国际法背景下的基本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4.《联邦制国家的州立宪法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5.《未成年人媒体保护法与媒体刑事责任研讨》,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6.《欧洲与德国经济法研讨:“遗传工程法”》,研讨课,10学分,周3课时。
  八、第6学期起的国家司法考试备考课程
  1.《民法备考》,讲授课,3学分,周2课时。
  2.《公法备考》,讲授课,3学分,周2课时。
  3.《刑法备考》,讲授课,周2课时。
  4.《民法闭卷考试备考》,小班讲授课,周4课时。
  5.《公法闭卷考试备考》,小班讲授课,周4课时。
  6.《刑法闭卷考试备考》,小班讲授课,周4课时。
  7.《模拟考试》,小班讲授课,周2课时。
  8.《备考课:民法案例讨论》,讨论课,周2课时。
  九、素质课课程
  1.《法律修辞学》,研讨课,3学分,周2课时。
  2.《契约磋商》,研讨课,3学分,周2课时。
  3.《谈判策略与技巧》,讲授课,周4课时。
  4.《从欧洲至乡镇的精英法律人均应具备的跨学科交流能力》,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5.《证据学与审讯学》,讲授课,周2课时。
  6.《劳动法中的托管》,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7.《律师法》,讲授课,4学分,周2课时。
  8.《哥廷根学生法律咨询项目同步课》,小班讲授课,周2课时。
  9.《Willem C. Vis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特设课程,周2课时。
  十、补究课程
  1.《哥廷根中国法暑期学校》,周2课时。
  2.《德国法律术语与法学方法导论》(LLM课程),讲授课,周2课时。
  3.《瑞士法导论》,讨论课,4学分,周2课时。
  4.《法医学》,讲授课,3学分,周2课时。
  5.《法律文献检索》,小班讲授课,周2课时。
【注释】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系外交学院科研创新项目重大项目“全球化时代涉外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ZY2012KA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吴香香,女,法学博士,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
  [1]Dieter Medicus, Jens Petersen, Grundwissen zum Bürgerlichen Recht, Verlag Franz Vahlen München, 2011, S.1;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6-144页;曹义孙:“中国法学教育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研究”,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第59~64页;陈自强:“学习民法的感想”,载氏著:《债权法之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294页。王泽鉴教授称:“法学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使法律人能够认识法律,具有法律思维、解决问题争议的能力。”将此解读为法律职业做准备当不为过,参见氏著:《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德国《高等教育框架法》(Hochschulrahmengesetz, HRG)第7条明确规定:“教学活动应该为学生的职业能力做准备,培养该学科必要的专业知识、能力与方法,使学生有能力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与技术工作。”在此背景之下,德国的法学教育取向于职业教育甚至有其实证法依据。
  [2]方流芳:“追问法学教育”,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14~21页。
  [3][美]庞德:“中国法律教育的问题及其变革路向”,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336页。
  [4]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6-144页。
  [5]René de Groot, Hildergard Schneider, Juristenausbildung in Europa am Vorabend des 21. Jahrhunderts, in Ulrich Hübner, Werner F. Ebke (hrsg.), Festschrift für Bernhard Gro?feld zum 65. Geburtstag, Verlag Recht und Wirtschaft GmbH 1999, Heiderlberg, S.307ff.
  [6][德]彼得·吉莱斯、尼古拉·费希尔:“2003年德国法学教育改革法——兼论德国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论战”,张陈果译,载《民事程序法研究》2004年第9辑,第197~223页。
  [7]Heinhard Steiger, Deutsche Juristenausbildimg und das Jahr 1992, ZRP 1989, Heft 8, S.283ff.
  [8][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9]Harms Prütting, Folgen der Globalisierung für Juriatenausbiludng, in Junichi Murakami, Hans-Peter Marutschke, Karl Riesenhuber (hrsg.), Globalisierung und Recht, De Gruyter Rechtswissenschaften Verlags-GmbH Berlin 2007, S.241 ff.
  [10][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53页。
  [11]高文琦:“波隆那宣言与德国法学教育及法律人职业”,载《法学新论》2009年第15期,第23-50页。
  [12][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13]高文琦:“波隆那宣言与德国法学教育及法律人职业”,载《法学新论》2009年第15期,第23-50页。
  [14][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15]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作者1999年自版,第169页。
  [16]Hanns Prütting, Folgen der Globalisierung für Juristenausbiludng, in Junichi Murakami, Hans-Peter Marutschke, Karl Hiesenhuber (hrsg.), Globalisierung und Recht, De Gruyter Rechtswissenschaften Verlags-GmbH Berlin 2007, S.241 ff.
  [17]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作者1999年自版,第169页。
  [18][德]沃尔夫冈·塞勒特:“德国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不足”,谭娟娟译,载《中德法学论坛》2002年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0页。
  [19]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作者1999年自版,第164~179页。
  [20][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册),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9页。
  [21]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作者1999年自版,第252页。
  [22]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作者1999年自版,第251页。
  [23]高文琦:“波隆那宣言与德国法学教育及法律人职业”,载《法学新论》2009年第15期,第23-50页。
  [24]Uwe Diederichsen, 100 Jahre Juristische Seminar G?ttingen-Gedanke und Gedenken, Sonderdruck aus GEORIA AUGUSTA 1994 Nachrichten aus der Universit?t G?ttingen, S.25 ff.
  [25]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作者1999年自版,第189~196页;[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296页。
  [26][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27][德]沃尔夫冈·塞勒特:“德国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不足”,谭娟娟译,载《中德法学论坛》2002年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0页。
  [28]Klaus Biida, Juristenausbildung im Wandel, in: Freundeskreis Rechtswissenschaft (hrsg.), Schlagiichterl, S.15ff.
  [29][德]沃尔夫冈·塞勒特:“德国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不足”,谭娟娟译,载《中德法学论坛》2002年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杜2002年版,第60-80页。
  [30]Filippo Ranieri, Reform der Juristenausbildung ohne Ende?, JZ 17/1998, S.831f.
  [31][德]沃尔夫冈·塞勒特:“德国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不足”,谭娟娟译,载《中德法学论坛》2002年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0页;高文琦:“波隆那宣言与德国法学教育及法律人职业”,载《法学新论》2009年第15期,第23-50页。
  [32][德]沃尔夫冈·塞勒特:“德国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不足”,谭娟娟译,载《中德法学论坛》2002年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0页。
  [33]Klaus Bilda, Juristenausbildung im Wandel, Ln Freundeskreis Rechtswissenschaft (hrsg.),Schlaglichterl, S.15ff.
  [34]《联邦德国律师法》(Bundesrechtsanwaltsordnug)第4条,《联邦公证员法》(Bundesnotarordung)第5条。
  [35]德国《高等教育框架法》第15条第1款:学制四年以上的专业应当举行中期考试。通过中期考试是进入进阶学习阶段的前提条件。
  [36][德]沃尔夫冈·塞勒特:“德国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不足”,谭娟娟译,载《中德法学论坛》2002年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0页;[德]Peter Gilles, Nikolaj Fischer:“2003年德国法学教育改革法——兼论德国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论战”,张陈果译,载《民事程序法研究》2004年第9辑,第197-223页。
  [37][德]Peter Gilles, Nikolaj Fischer:“2003年德国法学教育改革法——兼论德国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论战”,张陈果译,载《民事程序法研究》2004年第9辑,第197-223页。
  [38]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6-144页。
  [39]Wolfgang Lower, Rechtssystem ung Juristenausbildung, JR 1991,Heft 2,S.58ff.
  [40]陈自强:“学习民法的感想”,载氏著:《债权法之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294页。
  [41]Jan Schapp, Methodenlehre und System des Rechts,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9, S.232.
  [42]高文琦:“波隆那宣言与德国法学教育及法律人职业”,载《法学新论》2009年第15期,第23-50页。
  [43]Horst Konzen, Bologna-Prozess und Jursitenausbildung, JZ 5,2010, S.241 ff.
  [44]《哥廷根大学“法学学士”授予规程》(Ordung zur Verleihung des Hochshul- grades Diplom-Juristin “oder Diplom-Jurist” an der Universit?t G?ttingen)第1条。
  [45]《德国法官法》第5a条。
  [46]《德国法官法》第5d条第2款第4句。
  [47]《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Nieders?chsisches Gesetz zur Ausbildung der Juristinnen und Juristen)第la条第1款。
  [48]《哥廷根大学法学院中期考试规程》(Omdung für die Durchführung einer studienbegleitenden Zwischenprüfung für da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um mit dem Abschluss Staatsexamen an der Juristen Fakulit?t der Georg-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第1、9、14~17条。
  [49]《德国法官法》第5a条第2款第4句。
  [50]《哥廷根大学法学院第一次司法考试专业重点领域考试规程》(Omdung für die Durchführung der Schwerpunktbereichsprüfung für da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um mit dem Abschluss Erste Prüfung an der Juristen Fakulit?t der Geog-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 Schwerpunktbereichsprüfungsordung)第3条第1款。
  [51]《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第4条。
  [52]Verena S. Rottmann, Karriereplanung für Juristen, Springer-Verlang Berlin Heidelberg 2005, S.15.
  [53]《德国法官法》第5d条第2款第3句。
  [54]高文琦:“波隆那宣言与德国法学教育及法律人职业”,载《法学新论》2009年第15期,第23-50页。
  [55]《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第3条第1款、第12条第2款;《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实施细则》(Verordnung zum Nieders?chsischen Gesetz zur Ausbilung der Juristinnen und Juristen)第19条第1款、第23条第1款。
  [56]《德国法官法》第5d条第5款第1句。
  [57]《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第19条第1款。
  [58]《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第4a条第5款。
  [59]《哥廷根大学法学院第一次司法考试专业重点领域考试规程》第11~14条。
  [60]《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第13条第2款。
  [61]《德国法宫法》第5d条第5款第2句。
  [62]《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第4a条第4款第1句、第18条。
  [63]郑永流:“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职业忠诚——德国法学教育述要”,载《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4期,第368~377页。
  [64]《德国法官法》第5b条第2款2句、第4款。
  [65]《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第7条第1款。
  [66]《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实施细则》第25条第1款。
  [67]《德国法官法》第6条第1款。
  [68]高文琦:“波隆那宣言与德国法学教育及法律人职业”,载《法学新论》2009年第15期,第23-50页。
  [69]《德国法官法》第5d条第2款。
  [70]《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第9条;《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实施细则》第37条第2款、第39条;王韻茹:“德国法学教育改革——波隆那模式之冲击与影响”,载《法学新论》2009年第15期,第51-77页。
  [71]《德国法官法》第6条第2款;《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第10条、第12条第4款、第18条、第19条第1款;《下萨克森州法学教育法实施细则》第40条第1款。
  [72]Verena S. Rottmann, Kamereplanung für Juristen, Springer-Verlang Berlin Heidelberg 2005,S.4;《哥廷根大学法学院博士规程》(Promotionsordnung der Juristen Fakulit?t der Georg-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第3条第1款。
  [73]Verena S. Rottmann, Karriereplanung für Juristen, Springer-Verlang Berlin Heidelberg 2005, S.14.
  [74]Dieter Medicus, Jens Petersen, Grundwissen zum Bürgerlichen Recht, Verlag Franz Vahlen München 2011,S.4.
  [75]Walther Richter, Rückkehr zur einheitlichen Juristenausbildung, in Detlef Merten (hrsg.), Probleme der Jursitenausbildung, Duncker&HumboU 1980, S.107ff; Klaus Bilda, Juristenausbildung im Wandel, in Freundeskreis Rechtswissenschaft (hrsg.), Schlaglichterl, S.15ff.
  [76][德]彼得·吉莱斯、尼古拉·费希尔:“2003年德国法学教育改革法——兼论德国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论战”,张陈果译,载《民事程序法研究》2004年第9辑,第197-223页。
  [77]Ernst-Wolfgang B?ckenf?rde, Juristenausbildung-auf dem Weg ins Abseits?, JZ 7/1997, S.317ff.
  [78]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载《清华法学》2006年第3期,第110~140页。
  [79][德]沃尔夫W ·塞勒特:“德国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不足”,谭娟娟译,载《中德法学论坛》2002年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0页。
  [80]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2页。
  [81]王文模:“罗马法之法律教育”,载孙晓楼等原著,王健编:《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19页。
  [82]苏永钦:“民法典与卷轴式教学”,载氏著:《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6-470页。
  [83]韩赤风:“当代德国法学教育及其启示”,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3-126页。
  [84][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85]德国《高等教育框架法》第49条。
  [86][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87]Adalbert Erler, Ekkehard Kaufmann (hrsg.),Handw?rtebuch zu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 II. Band, S.484.
  [88]《哥廷根大学法学院博士规程》(Promotionsordnung der Juristen Fakulit?t der Georg- 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第3条。
  [89]请参见《哥廷根大学教授资格规程》(Habilitationsordung der Georg-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根据该规程第21条之规定,通过外部机构鉴定的助理教授(Juniorprofessor),在从事教学活动四年以上者,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被授予副教授(au?erplanm??ige Professor)。
  [90]Adalbert Erler, Ekkehard Kaufmann (hrsg.),Handw?rtebuch zu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 II, Band, S.485; Uwe Diederichsen, 100 Jahre Juristische Seminar G?tlingen-Gedanke und Gedenken, Sonderdruck aus GEORIA AUGUSTA 1994 Nachrichten aus der Universit?t G?ttingen, S.25ff.
  [91]Horst Konzen, Bologna-Prozess und Jursitenausbildung, JZ 5, 2010, S.241 ff.
  [92]Schapp, Schur, Einfühumg in das Bürgerliche Recht, 4. Aufl, München 2007, Rn.97.
  [93]王泽鉴教授将其合目的性总结为三点:①适合实务需要:在诉讼上的争执,多属一方当事人有无某种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请求权方法适合实务的需要。②经济原则:请求权方法有助于针对问题作答,集中于检讨各种可能成立请求权基础的要件。③保障解题内容的妥当性:可从法律的立场去思考问题,避免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及未受节制的衡平思想。参见氏著:《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94]请求权基础探寻方法在具体案例中的适用,可参见吴香香:“法律适用中的请求权基础探寻方法”,载《法律方法》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34页;吴香香:“请求权基础探寻方法:以‘失物招领社’案为例”,载《中德私法研究》2012年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71-188页。
  [95][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2页。
  [96]Wolfgang L?wer, Rechtssystem ung Juristenausbildung, JR 1991, Heft 2,S.58ff.
  [97]高文琦:“波隆那宣言与德国法学教育及法律人职业”,载《法学新论》2009年第15期,第23~50页。
  [98]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173、194页。
  [99][美]庞德:“中国法律教育的问题及其变革路向”,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336。
  [100][德]Peter Gilles, Nikolaj Fischer :“2003年德国法学教育改革法——兼论德国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论战”,张陈果译,载《民事程序法研究》2004年第9辑,第197-223页。
  [101]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2页。
  [102][德]J.H.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赵阳译,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138~155页。
  [103]蔡枢衡:“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载《清华法学》2004年第1期,第5~25页。
  [104]邵建东:“德国法学教育制度漫谈”,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第2期,第180~183页。
  [105]张五常:“睡在图书馆的日子”,载张五常:《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05页。
  [106]Axel Flessner, Deutsche Jursitenausbildung, JZ 14, 1996, S.689ff.
  [107]方流芳:“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三个问题”,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01-103页。
  [108]方流芳:“追问法学教育”,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14~21页。
  [109][美]罗伊·斯塔基:《完善法学教育——发展方向与实现路径》,许身健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110]苏力教授也主张“选择适当时机取消法律本科生的实习”,参见氏著:“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2页。
  [111]Frank R Strong, The Pedagogic Training of a Law Faculty, 25 J. legal Educ.226,238(1971),转引自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112]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4页。
  [113]孙晓楼等原著,王健编:《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114]孙晓楼等原著,王健编:《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15]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页。
  [116]苏永钦:“民法典与卷轴式教学”,载氏著:《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6-470页。我国也有其他学者主张延长法学教育的基础年限,参见杨兆龙:“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载孙晓楼等原著,王健编:《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183页;徐显明、郑永流主编:《六年制法学教育模式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蔡枢衡:“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载《清华法学》2004年第1期,第5-25页。
  [117]课程表中有些课程未标示学分,另有部分课程因在不同的学期均可修读,在列表中有所重合。请参见hltp://univz.uni-goettingen.de/qisserver/rds?state=wlree&search=l&trex=step&rootl20132=149319 I 148425&P.vx=kurz,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27日。
  [118]同步课(Begleitkolleg)与练习课类似,内容多是为期末考试做准备,通常分为若干小组,参与者有名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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