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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民商事法律与民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山东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会稳定研究中心研究员、执业律师。研究方向:民法原理与方法、保险法、社会保险法。曾于《当代法学》、《法学杂志》、《政法论丛》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编或参编《校园侵权》、《债权法教程》、《侵权法教程》等教材专著六部,合译《美国侵权法:实体与程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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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海林:论保证责任期间  

2015-07-06 10:30:48|  分类: 担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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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担保制度是增强交易当事人信用的一种手段,客观上具有促进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确保交易安全的作用。担保制度的完善与否,与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市场交易的信用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担保制度会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步走向完善。保证担保属于担保方式的一种,在我国的应用较为普遍,但仍然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    
    在我国就保证担保而言,有关保证责任期间的争论在近年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担保法颁布后,究竟应当如何定位保证责任期间的性质,以及如何确定保证责任期间在法律上的意义,始终未能形成令人满意的共识。理论、实务以及立法例上对保证责任期间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保证担保制度能否有效发挥确保交易安全功能的一个主要争执点。    
    关于保证责任期间,我国的司法实务采取如下立场:“保证合同中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限的,保证人在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在保证责任期限内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如果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书面要求债权人向被保证人为诉讼上的请求,而债权人在收到保证人的书面请求后一个月内未行使诉讼请求权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1]    
    尽管我国司法实务对保证责任期间已经有所关注,但1995年担保法对保证责任期间却作出了与我国司法实务有所不同的规定。担保法第25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上述司法实务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以及担保法所规定的内容,并没有解决在有关保证责任期间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反而成为引发争议的动因。事实上,关于保证责任期间的规定,成为保证人在实践中主张免除保证责任的非常重要的理由。保证责任期间问题,是否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保证担保制度走向完善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二、案件事实、裁判要旨和引出的问题
    
    1、案件事实
    
    原告福建省厦门国际银行(以下简称国际银行)因与被告福建省晋江厚泰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泰公司)和被告福建省晋江晓升服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晓升公司)发生借款合同纠纷,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2月15日,原告国际银行和被告厚泰公司、被告晓升公司三方签订了一份《外汇综合贷款额度借款合同》,约定:国际银行给厚泰公司贷款港币80万元。贷款期限从1995年2月15日起至同年5月15日止。贷款年利率随金融市场情况加以调整,为港币贷款优惠利率P+2%。若借款方未依约还款付息,则贷款方有权对所欠利息计收复息,对逾期未还的贷款部分,在原定利率上加息20%。晓升公司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晓升公司出具给国际银行的《担保书》第三条约定:“本担保书将持续有效至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方所欠贷款方的全部贷款本息、逾期加息及其他费用完全清偿时为止。”第八条约定:“本担保书至还清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方所欠贷款方的全部款项后自动终止”。三方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后,国际银行依约给厚泰公司发放港币80万元的贷款。贷款到期后,厚泰公司未依约还款付息,经国际银行多次催讨,仅偿还了至1995年12月31日止的贷款利息;晓升公司也未履行担保义务。
    
    另查明,1995年8月21日,被告晓升公司以电报和特快专递等书面形式通知原告国际银行向被告厚泰公司主张权利。国际银行收到上述信函,但直至1996年10月5日才向法院起诉。
    
    2、诉讼请求与一审裁判
    
    原告国际银行诉称:原告于1994年3月30日贷款港币80万元给被告厚泰公司,由被告晓升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后,厚泰公司只偿还了至1995年12月31日止的贷款利息,其余本息至今未付;晓升公司也未承担担保责任。请求判令厚泰公司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判令晓升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厚泰公司未作答辩。 被告晓升公司辩称:被告己于1995年8月21日分别用电报和特快专递等书面形式通知原告向被告厚泰公司主张权利,但原告直至1996年10月4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被告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国际银行和被告厚泰公司、被告晓升公司三方签订的《外汇综合贷款额度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法履行。国际银行已经依约履行了自己的贷款义务,厚泰公司未依约还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厚泰公司应当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2]根据《借款合同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国际银行有权限期追回贷款,并按银行规定加收罚息。另依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4)8号《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晓升公司关于其可免除担保责任的答辩意见,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可予采纳。据此,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12日判决如下:一、被告厚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国际银行贷款本金港币80万元及从1996年1月1日起至该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利率按借款合同的约定。二、驳回原告国际银行对晓升公司的诉讼请求。
    
    3、上诉请求与二审裁判
    
    第一审宣判后,原告国际银行不服,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称:保证责任期限是指依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保证人只在一定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保证责任期限约定是否明确,不能以是否有具体的年月日来衡量。晓升公司于1995年2月向上诉人出具的担保书第三条明确约定:“本担保书为不可撤销和持续的全责担保书。本担保书将持续有效直至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方所欠贵行的全部贷款本息、逾期加息及其他费用完全清偿时为止。”只要当事人明确约定了担保责任到什么时候为止,就应当认定期限是明确的。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经济合同纠纷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关于“保证合同中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限的,保证人在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处理。国际银行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借款方偿付贷款本金、利息和逾期罚息;判令晓升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厚泰公司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晓升公司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对晓升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三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国际银行依约履行了贷款义务,被上诉人厚泰公司理应依约还贷。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晓升公司能否免除保证责任。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晓升公司给国际银行出具的保证书中对保证责任期限的约定是否明确。保证责任期限应当是一个恒定的时间段,即有明确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没有这个时间段,就无法确定义务人何时履行义务,履行义务是否违约。本案担保书第三条约定中,由于借款方的实际还款日期不能确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限也就无法确定。这种约定具有不确定性,实际操作中没有意义。保证责任与保证责任期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证责任明确不等于保证责任期限也是明确的。因此这一条约定,正是《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所指的情况。司法解释针对保证责任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规定了保证人向债权人行使催告权的期间,有利于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保证人及时履行义务。晓升公司在保证责任期限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以电报和特快专递等书面形式通知国际银行向厚泰公司主张权利,国际银行作为债权人却无视自己的权利,在接到晓升公司的函电后,没有根据函电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起诉,直至1996年10月才提起诉讼,己逾催告期限。晓升公司的保证责任应当免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于是,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1997年10月22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    
    4、引出的问题    
    如同上引案件的第二审法院认为的那样,“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晓升公司能否免除保证责任。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晓升公司给国际银行出具的保证书中对保证责任期限的约定是否明确。”保证书中对保证责任期间的约定是否明确为事实问题,若经过法院审理而确认保证责任期间约定不明确,则发生适用法律的问题,即按照前述我国司法实务所采取的立场,解决本案发生的争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列案件两审法院的判决均认为,当事人对保证责任期间没有明确的约定。若当事人对保证责任期限没有明确约定,债权人经保证人催告而逾期没有行使权利,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当予以免除。[4]    
    可见,保证责任期间对于债权人的权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什么是保证责任期间以及保证责任期间制度的目的何在?我国司法实务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与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所存在的差异,有无进行比较分析而重新定位的可能?上列案件的判决所认定的保证责任期间约定不明确,是否符合设定保证责任期间的目的?其解释又是否具有妥当性?诸如此类的问题,笔者认为均有加以讨论的必要。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保证责任期间,并寻求解决涉及保证责任期间争议的妥当方法,这是写作本文的目的。
    
    三、保证责任期间的立法模式选择    
    保证责任期间,是指保证人能够允许债权人不行使权利而仍然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一般而言,保证责任期间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起迄期间,债权人逾保证责任期间而不行使其权利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可见,保证责任期间构成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即保证债务请求权)消灭的法律事实。例如,依照我国担保法第25条和第26条的规定,债权人在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内不依法行使其请求权的,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免除。立法例一般规定,约定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的,若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保证人不为审判上的请求,则保证人免其责任。    
    立法例关于保证责任期间的规定,存在差异,但从其主要方面观察,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为保证责任期间的意思主义;一种为保证责任期间的法定主义。[5]    
    1、保证责任期间意思主义    
    保证责任期间的意思主义,是指保证人对其所保证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依照当事人的约定加以确定;若当事人对保证责任期间没有约定,则为不定期间的保证,保证人不得以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而拒绝承担保证责任,除非保证人催告债权人在合理期间内行使权利,而债权人逾催告期间未行使权利。这就是说,保证人的保证债务请求权是否因为期间的经过而消灭,依照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加以确定。德国民法典第777条规定:“(1)1、保证人对已成立的债务约定于一定期间内为保证者,在债权人不立即依第772条的规定催收债务,虽无明显拖延继续其执行程序,但在程序终了后不立即向保证人为请求履行保证的通知时,保证人在期间届满时免除其责任。2、无先诉抗辩权的保证人,如债权人不立即为前款的通知,保证人在规定期间届满时,也免除其责任。(2)及时为前项的通知者,在有第1项第1款的情形时,保证人的责任以在程序终了时主债务所有的范围为限;在有第1项第1款的情形时,保证人的责任以主债务在规定期间届满时所有的范围为限。”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2条和753条规定:约定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的,若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保证人不为审判上的请求,则保证人免其责任;未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的,保证人在主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得定一个月以上的相当期限催告债权人对主债务人为审判上的请求,债权人在保证人的催告期内对债务人不为审判上的请求,则保证人免其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采取相同的立场。    
    依照保证责任期间意思主义,保证人所承担的保证债务是否附有期间的限制,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若当事人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间,保证人仅在保证责任期间内承担保证责任;若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间,保证人对债权人承担无限期的保证责任。因此,在这种立法例下,保证债务可以分成定期保证债务和不定期保证债务两种。定期保证债务仅以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有保证期间的保证债务为限;除当事人约定有保证期间的债务外,所有的保证债务均为不定期保证债务。“保证未定期间,而定有清偿期之债务,在主债务清偿期届满后,除保证人已定期催告债权人,向主债务人为审判上之请求者外,保证人不得以债权人迟延不为审判上之请求,为免其保证责任之论据。”[6]对于不定期保证债务,因保证人对债权人所承担的保证责任,实为无债务的“责任”,法律为求当事人之间的公平,特别规定保证人有催告债权人行使权利之制度,以救济不定期保证的保证人的利益,使该保证人所承担的不确定风险责任趋于确定。
        在保证责任期间意思主义体制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是否免除,并不依赖于有无法定期间之存在,而仅依赖于保证人和债权人双方的意思表示。对于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间的情形,若债权人不为定期催告行为,则不发生保证责任免除的后果;若仅有债权人的催告而欠缺保证人怠于行使权利之状态,亦不发生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免除之效果。将保证责任期间的效力,限定于保证人和债权人的意思表示的支配力范围内,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是较为公允的,集中体现了保证担保作为人的担保而成立债权债务关系的私法自治的最高原则。    
    2、保证责任期间法定主义    
    保证责任期间的法定主义,是指所有的保证债务均附有约定或者法定的期间,保证人对所保证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依照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加以确定;若当事人对保证责任期间有约定,则该保证为约定的定期保证;若当事人对保证责任期间没有约定,则保证人仅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意大利民法典第1957条规定,主债的期限届满后,保证人应当承担责任,但以债权人在六个月内对主债务人提起诉讼且对该诉讼给予持续注意为必要;在保证人对主债务的担保期保持在主债务的同一期限内时,亦适用该规定,但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在二个月内提出。我国担保法第25条和第26条的规定,采取相同的立场。依照保证责任期间的法定主义,不承认“不定期间”的保证;所有的保证债务,均附有期间;保证人对债权人仅在约定或者法定的期间内,承担保证责任。    
    依照保证责任期间法定主义,立法者仅在当事人已有约定的情况下,承认当事人之间的私法自治,即当事人可以为保证人安排其承担责任的期限。若当事人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间,则法律积极介入当事人之间的保证关系,不考虑债权人和保证人的意愿,对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间均予以“恒定”,以求达到立法者所期望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允。在这种立法体制下,保证人无例外地享受保证债务请求权附有期限之利益,该期限或者为约定期间,或者为法定期间,保证责任期间成为保证债务的固有属性。这种立法例较少考虑经济生活的纷繁复杂,以法定的期间制度补充当事人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间时保证人所承担的无限期保证责任,方法是简单了,但结果是因为期间缩短而降低了保证担保的信用水准,而且期间“恒定”又减少了当事人行使权利的选择自由。    
    3、合理因素的两点检讨    
    我国的立法例采用保证责任期间法定主义,有其合理性,但其不合理之处则更为明显:(1)保证责任期间法定主义淡化了保证担保作为人的担保的合同自由属性。保证为一种契约关系,保证责任期间意思主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符合合同自由原则的基本要求;保证责任期间法定主义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前提下,以法律规定补充当事人的意思,将立法者的意思强加给保证债务的当事人,进而限制债权人的请求权,实属公法意识积极干预私人事务的表现,在发展市场经济确保市场交易充分自由的现阶段,其积极意义是令人怀疑的。(2)以保证责任期间法定主义,对保证人的利益提供法律上的救济,相当程度上会降低保证人提供担保的注意程度。在提供担保时,保证人对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可以不加以关注,因为法律对其利益的保护已经设计了较为有利的制度;在其所担保的债务已届清偿期时,保证人因存有债权人可能因为疏忽而逾保证责任期间的心理,将不会主动履行其尽督促主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诚实信用的义务;特别是,在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保证人总会以法律已经为其设定的期间利益,竭尽全力对抗债权人的请求,具有诱发滥用保证责任期间制度的极大危险。这些担心若与我国实际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保证担保现象相对照,都不难发现其是合理的担心。    
    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本人认为保证责任期间意思主义较为公允和客观,特别值得我国担保法修改完善时加以考虑。
    
    四、保证责任期间的类型化    
    保证责任期间因其效力基础不同,而分为约定期间、催告期间和法定期间。    
    1、约定期间    
    约定期间是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保证期间的长短由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此为原则。债权人和保证人约定的保证期间,应当自主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开始计算。债权人和保证人约定有保证期间,但主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期不确定的,保证期间应当自主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期确定后或债务履行期届满后计算。保证责任期间只能为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发生后的一定期间,而不能是保证责任发生前的一定期间,不能与主债务的履行期限相同,而只能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7]    
    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有保证期间的,该期间的约定应当合理。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应当合理,是指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不过分限制债权人行使保证债务请求权;若当事人约定的保证期间,使债权人向保证人行使权利不能或者极度困难的,其约定是无效的。意大利民法典第2965条规定:“通过协议确定失权期间,而该期间使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行使权利极度困难,则该协议无效。”若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不合理而成为无效的约定,视为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间,债权人的保证债务请求权受催告期间或者法定期间的限制。保证责任期间应当合理,目的在于排除对债权人的保证债务请求权的过度限制,与完全有利于债权人的保证责任期间无关,因此,当事人可以约定“特别长期”的保证责任期间。[8]    
    2、催告期间    
    催告期间是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或者对保证责任期间的约定不明确,而保证人在其所担保的债务届期后催告债权人对主债务人行使诉讼上的权利而确定的合理期间。催告债权人对主债务人行使权利,为保证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因催告而确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应当自债权人收到保证人的书面通知之日起开始计算。    
    再者,催告期间的长短,仅能依照保证人的单方意思表示而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加以确定。依照我国台湾民法的规定,催告期间为不得低于一个月的期间。若债权人催告保证人对主债务人行使诉讼上的请求权所定期间低于一个月的,其催告并非无效,但将其催告期间延长为法定最低一个月期间。但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催告期间最长为一个月。若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保证人可以书面要求债权人向被保证人为诉讼上的请求,债权人在收到保证人的书面请求后,以一个月为限应当行使诉讼请求权。[9]    
    3、法定期间    
    法定期间是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而依照民法规定的法定事由的发生所确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依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定期间均为六个月,自保证人所担保的债务届清偿期之日起计算。保证责任的法定期间,仅以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条件,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间,应当包括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不明确、或者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没有意义等无法确定保证责任期间的各种情形。例如,若当事人为借贷合同所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与借贷合同所约定的贷款期限相同,若认为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有效,等于保证人没有保证责任,在此情形下,应当视为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间。[10]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间,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    
    4、合理性评价    
    约定期间、催告期间和法定期间均为立法例用以判断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制度。但我国司法实务采用约定期间和催告期间,限制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现行法则以约定期间和法定期间,限制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对于约定期间,我国司法实务和现行法并无差别,差别存在于催告期间和法定期间。催告期间是救济保证人的有效方法,依照保证人的意思表示确定当事人事先未确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债权人可以依照保证人的意思表示采取妥当的方法确保自己的保证担保利益,这极为符合民法追求的私法自治原则,对于保证人和债权人双方都是公平的。相反,法定期间则属于立法者的意思,限制当事人运用私法自治原则处理其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双方当事人均不甚公允。[11]我国司法实务以催告期间对待保证责任期间没有约定的保证,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当事人对保证责任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保证人可以书面催告债权人以诉讼请求被保证人履行债务,债权人在收到保证人的书面请求后超过一个月而没有提起诉讼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免除。
    
    五、保证责任期间的法律意义    
    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的保证期间届满,或者经催告或者依法确定的保证期间届满时,债权人不依法行使权利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免除。    
    1、保证债务请求权消灭的法律事实    
    保证责任期间的经过具有消灭债权人的权利之效果。但是,保证责任期间并非单纯的期间经过而发生权利变动的期间制度;经过保证责任期间,是否会发生权利变动,仍然取决于债权人在该保证责任期间内是否对被保证人或者保证人主张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保证责任或者保证债务,因有保证责任期间的限制,极为类似于附期限(终期)的债;但保证债务又不同于附期限的债。附期限的债在所附期限届满时,丧失效力;而保证债务在保证责任期间届满时是否归于消灭,仍取决于债权人是否行使其权利。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债权人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主张权利的,约定或者法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届满,对债权人权利的行使不再有任何限制。在保证责任期间内,若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主张权利,除非债权人逾诉讼时效期间而不行使权利的,保证人均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67条规定:“在失权被阻却的情况下,权利要遵守有关消灭时效的规定。”    
    因此,“保证期间是保证人能够‘容忍’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最长期间,在该期间内,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期间因未完成而失去意义,保证人对债权人的保证责任不再受保证期间的限制,而债权人对保证人的权利惟受制于诉讼时效的限制;经过保证期间,债权人不行使权利的,保证人不再受保证合同的约束。”[12]    
    基于上述的分析,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不行使权利和保证期间的经过,为债权人失权或者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原因。债权人不会仅仅因为保证责任期间的经过而失权。    
    2、保证责任期间与时效    
    需要说明的是,保证期间为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它不同于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是请求权人得以诉讼请求法院等公权力机关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该期间为可变期间,有时效中断、中止和延长等制度;期间经过而请求权人不行使权利的,其请求权归于消灭。保证责任期间为保证人能够容忍债权人不行使权利的最长期间,该期间不以法定期间为限,而且属于不变期间,保证责任期间的经过,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免除,请求权人对保证人的请求权和实体民事权利均告消灭。在这个意义上,保证责任期间不同于诉讼时效期间。    
    保证责任期间与时效作为民法上的期间制度,在救济权利人的利益方面有时具有共通性,保证责任期间可以适用有关时效中断的规定,但必须要有法律的特别规定。理论上,当立法对权利的保持和行使规定有期间限制,若未依法律规定行使权利而超过该期限,以致失去权利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制度,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意大利民法典第2964条规定,当权利应当在一定期间内行使否则失权时,不适用有关消灭时效中断的规定,有关中止的规定同样不适用,除非法律有其他的规定。保证责任期间是对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行使权利的限制,期间的经过和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将成为保证人免责的法律事实。依照我国担保法第25条的规定,对于一般保证,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但是,在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因为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17条规定的先诉抗辩权,只是债权人对保证人不能行使权利的,将可能发生债权人逾保证责任期间仍不得对保证人行使权利之情事,果真如此,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期间的抗辩,将有损于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已经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情况下,保证责任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这就是说,债权人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至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无效果而得以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保证期间重新开始计算。[13]    
    3、保证责任期间的届满与保证人的抗辩利益    
    保证期间的届满,又称为保证期间的完成,是指保证合同约定或者依法确定的保证期间的到来或者经过。保证期间的长短由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债权人和保证人约定的保证期间,应当自主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开始计算。债权人和保证人约定有保证期间,但主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期不确定的,保证期间应当自主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期确定后计算。若债权人和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则依照民法规定的法定事由确定保证期间。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依照我国先前的司法实务,保证期间为经保证人催告后的一个月期间;但依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保证期间起始于主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终止于债务履行期开始后六个月届满的当日。经确定的保证期间届满时,债权人不行使权利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免除。[14]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对主债务人在保证期间内,未以诉讼或者仲裁请求清偿债务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保证期间的届满或完成而消灭。[15]    
    依照我国担保法第25条的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责任因为保证期间的届满或者完成而消灭,以债权人未行使权利为要件。债权人未行使权利,以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为限。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对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并经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而无效果前,不得对保证人直接主张权利,保证人对债权人的请求有先诉抗辩权,但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的行使,并不具有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之效力。惟独债权人不对主债务人起诉或者申请仲裁时,保证人应当承担的补充的清偿责任,才会因为保证期间的届满或完成而消灭。反之,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对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已经阻止了保证期间的完成,保证人不得以保证责任期间完成对抗债权人的请求。债权人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在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无效果前,仍然不得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为给予债权人期间上的利益,使得债权人免受保证人主张担保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之保证责任期间进行对抗,法律特别规定保证期间中断。保证期间因债权人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而中断,显然具有阻止保证期间届满或完成的效果,保证责任不会因为保证责任期间的经过而消灭。债权人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在解释上,与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有相同的意义。债权人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阻止保证期间完成的效力,但债权人若以诉讼或者仲裁以外的方式,对债务人行使权利或者对保证人直接行使权利,不具有阻止保证期间完成的效力。    
    债权人在主债务届清偿期后,未以诉讼或者仲裁对债务人主张权利,仅以诉讼实行物上保证人设定的物的担保的,保证责任是否因保证期间届满而消灭?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民法没有相应的规定。但是,若考虑到物的担保具有优先清偿债权的品质,债权人实行物的担保,理所应当,而且不以先诉债务人履行债务为条件;况且,债权人实行物的担保,使得保证人仅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减轻了保证人的责任负担,并且可以防止担保物因延缓执行而可能发生的灭失或毁损之危险。债权人实行物的担保,表明了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十分清晰的信息,若仍要求债权人先诉主债务人后,再对保证人主张权利,未免苛刻。因此,债权人在主债务届清偿期后,未以诉讼或者仲裁对债务人主张权利,仅以诉讼实行物上保证人设定的物的担保的,具有阻止保证期间届满或完成的效力,保证责任不能仅因期间的经过而消灭。[16]    
    债权人在主债务届清偿期后,未以诉讼或者仲裁对债务人主张权利,直接对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责任是否因保证期间届满而当然消灭?首先,保证人不得主张先诉抗辩权的。依照我国担保法第17条的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但是,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或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或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的权利的,保证人不得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若保证人丧失先诉抗辩权,债权人直接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具有阻止保证责任期间届满的效力,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因期间的经过而消灭。其次,保证人主张先诉抗辩权的。债权人直接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以先诉抗辩权对抗债权人的请求,而债权人仍未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保证期间的届满而消灭。    
    对于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向保证人请求履行保证责任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消灭。依照我国担保法第26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责任因为保证期间的届满或者完成而消灭,以债权人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为要件。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不以诉讼为必要,债权人以诉讼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仅为其主张权利的一种方式,债权人也可以在诉讼外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未向保证人行使权利,是指债权人未以任何形式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不论其是否向主债务人主张过权利,保证责任均因保证期间的届满而消灭。    
    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对债权人的请求权没有先诉抗辩权,债权人可以选择请求主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对债权人承担的清偿责任,以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的保证期间为限,但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具有阻止保证期间届满或者完成的效力,一旦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对保证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保证期间未完成,已经经过的保证期间失去意义,保证责任亦不再受保证期间的限制,保证人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取得之对抗债权人的期间利益永久地归于消灭。
    
    六、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的解释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所处理的无非是两个问题: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法院处理事实问题在于查清案件事实,以把握案件的真实;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法院需要借助程序法所提供的各种证明手段或方法,对事实问题加以佐证。[17]合同的解释为法院佐证当事人争议的事实问题的证明方法之一。法院处理法律问题,属于将其已经查清的案件事实如何纳入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的问题。法院审理案件所处理的这两个问题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本案的终审法院在判理部分对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作出了下述解释,“保证责任期限应当是一个恒定的时间段,即有明确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没有这个时间段,就无法确定义务人何时履行义务,履行义务是否违约。本案担保书第三条约定中,由于借款方的实际还款日期不能确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限也就无法确定。这种约定具有不确定性,实际操作中没有意义。”本案法院所为上述解释尽管有其推理的合理成分(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以恒定的时间段为限,本案争议的保证责任期间并非恒定的时间段,其约定没有法律上的意义),但其作出的事实判断则显得过于单薄,并且以“保证责任期限应当是一个恒定的时间段”这样的假定条件,解释本案争议的保证责任期限依托的文词所能够表达的真正意义,明显存在解释方法上的欠缺或者漏洞。何况,审理本案的终审法院,以“保证责任期限应当是一个恒定的时间段”来诠释我国司法实务(包括担保法)所使用的“保证责任期间”这一法律术语,在法律规定和参照标准上并没有提供充分的依据,似有随意解释法律规范的嫌疑,难以令人信服。[18]正如本案的判决结果,法院以何种方法解释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将决定当事人在本案诉讼中的命运。    
    1、约定期间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当事人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对于保证责任期间,得依照合同自由原则并依其意思表示而加以明确约定。当事人对保证责任期间已有约定的,其意思表示所确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具有排除适用法律所规定的期间的效果。因此,凡当事人之间对保证责任期间已有约定,保证人在其约定的期间内,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在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内行使保证债务请求权的,保证人不得再以保证责任期间对债权人的请求进行抗辩。当事人所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其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即可以将之限定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也可以仅有始期(终期)而不限定其终期(始期),终期(始期)依照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行为加以具体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保证合同所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应当完全依照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内容加以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确定(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是否明确),需要借助于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的各种方法。    
    2、合同解释方法的应用    
    保证合同的条款或者内容,由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事人约定的事项因为当事人的认知程度、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差别、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等,难免会发生争议。如何正确把握当事人因合同约定所发生的争执并予以妥善合理的解决,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解释合同。在合同发生争议时,特别是当事人对合同条款使用的语言文字认识不一,更有解释合同的必要。法院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同)进行解释,究竟为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各国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有所不同。[19]因为各国的司法环境以及法律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合同解释在性质上具有其复杂性。但是,合同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如何实属客观真实,应当属于事实问题;特别是,法院若完全依照现有证据解释或者确定合同的条款之含义,与法律适用并不发生关联,属于事实问题,更加显然。[20]    
    解释合同的条款,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或基本方法为意图解释,即在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通过判断合同当事人订约时的真实共同意图,以阐明合同条款的内容。对此,拿破仑法典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德国民法典第11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其真意,不得拘泥于字句。”意图解释将保证合同的条款解释限定于对债权人和保证人的真实意图的解释,即主要通过合同或其他书面形式所用的文字解释合同的条款。而且,英美法院也普遍认为,当合同的明示条款或者用语清楚或者没有歧义时,只能通过合同使用的语言词句解释当事人的意图;当合同使用的语言词句清楚地表明了当事人的意图,法院不能越出合同明确使用的语义范围解释合同而变更合同的内容。以此为原则,解释合同的主要方法,可以概括为语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和补充解释四种基本类型。[21]    
    (1)语义解释    
    语义解释又称为文义解释,是指按照合同条款的用语的文义及其唯一、特定或者通常使用方式,以阐明合同条款的内容。文义解释为解释合同条款的基本方法。运用文义解释,应当尊重合同条款所用词句的文义,若合同的条款所用文字并无歧义,不允许通过解释扩大或者缩小合同所用词句的可能文义。进行文义解释应当注意三点:第一,合同所用文字,应当按其所具有的通俗语义进行解释,不得局限于合同的用语的哲学或者科学上的语义;第二,除非有强有力的理由作其他解释,合同的用语应当按其表面语义或者自然语义进行解释;第三,合同所使用的法律术语或者其他专用术语,应当按照该等术语所特有的意义进行解释。这就是说,在解释合同的条款所用字词或词语时,除合同的上下文对之已经赋予特定含义的,属于一般用语,应取其一般意义,属于专业用语的,则取其专业意义。    
    (2)整体解释    
    整体解释,是指对合同的全部条款作相互解释,以确定当事人约定合同条款的真实意图的解释方法。法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契约的全部条款得相互解释,以确定每一条款从整个行为所获得的意义。”英美法院的司法实务认为,对合同的条款应当从整体上探求当事人的意图,不同部分的每一条款以及合同的所有部分,应当放在一起进行解释,而不论合同的条款是打印的还是手写的。在整体解释问题上,还应当注意上下文的解释问题。合同所使用的术语,其含义往往受上下文的约束,在发生争议时,应当通过合同条款的上下文进行合理斟酌,以确定其含义并推断出当事人的意图。通过上下文解释合同的条款,有同类解释和限制解释。合同所列举的事项属于同一类的,紧接列举事项后的用语所表示的含义,当指同一类事项而非其他类事项;通过这样的类比说明合同所用术语的含义,称之为同类解释。限制解释,是指合同的限制性用语紧接在概括用语之后,在前的概括用语不得按照其原先的含义进行解释,应当受在后用语的限制并依照该限制进行解释的一种方法。    
    (3)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对合同的条款或内容应当作有利于合同目的及合法性的解释(construction in favor of legality and purpose of contract)。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文字可能有两种解释时,应采取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债权人和保证人订立合同,目的在于分散债权人不能取偿债权的风险,其订立合同的目的非为不法行为;合同若无效,债权人分散其债权取偿不能的风险的目的势必落空。当保证合同或其条款的效力有疑义时,不得被解释为违反法律或公共利益,除非不得不作“违反法律或者公共利益”的解释。对于合同使用的文字所发生的争议,亦应当以解释合同的相同目的进行解释。总之,解释合同应当符合订立合同的目的。    
    (4)补充解释
    补充解释,是指运用合同所用文字以外的评价手段,对合同的内容欠缺所作出的能够反映当事人意图的解释。在合同的约定有遗漏或不完整时,当事人的意图也难以确定的,可以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借助法律的任意规范、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的行为或交易过程、商业习惯、国际惯例以及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补充解释合同以找到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对合同作补充解释时,应当注意:第一,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释合同的条款或内容;第二,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借助法律的任意规范、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的行为或交易过程、商业习惯、国际惯例以及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对合同有欠缺的内容作出补充,以使合同的内容清楚、完整。在进行补充解释时,应当推定当事人意图订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努力探求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并把合同的条款作为一个整体和相互联系的部分予以衡量,借助法律、习惯、当事人的行为等因素,以务实、合理和公正的态度解释合同。    
    3、本案当事人约定的解释    
    解释法律规范或者解释合同约定的条款,无非是解释法律条文或合同约款的内容是否明确。除了合同当事人以一个“恒定的时间段”来界定保证责任期限以外,是否不存在其他的界定保证责任期间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在事实上排除后一种可能,则以“恒定的时间段”来解释保证责任期间,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问题是,我们不能够排除在一个“恒定的时间段”之外,仍然存在当事人以其他方法约定保证责任期间的可能。    
    解释合同,首先应当尊重当事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查明当事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是否清楚确定。本案争议的担保书第三条约定:“本担保书将持续有效至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方所欠贷款方的全部贷款本息、逾期加息及其他费用完全清偿时为止。”从该条的内容看,对担保书的有效期的理解不会发生歧义,该担保书自其生效之日起,将持续有效至借款方完全清偿其债务(包括本金、迟延利息以及其他费用)时止;而且,担保书第八条进一步明确该担保书的有效期,自动终止于“还清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方所欠贷款方的全部款项后”。这就是说,在被担保的所有债务获得全部清偿前,保证人对债权人均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此清楚的情况下,法官介入当事人的争议中而认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则显然违反当事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所得以表达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再者,解释合同条款应当符合合同的订约目的。保证人和债权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责任期间有所约定,说明当事人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已经充分认识到保证责任期间在保证债务的履行方面所具有的意义,这在我国尤为具有实益。当事人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已经具有确定保证责任期间的目的,目的无非在于“避免”保证责任不定期间所可能产生的法律上的后果。因此,本案争议的“担保书第三条约定”,并非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意义”,上述第三条的约定反映了当事人在订约时“排除”法定保证责任期间的真实意图,这应当成为解释本案争议的焦点的基础。    
    合同解释的目的是要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不是简单地将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事项解释为“无效”。在合同约定的条款,可能因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明而有发生无效的危险,法官应当依照合同解释的各种方法,尽量将合同条款作有效的解释。只有这样解释合同条款,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本案中,保证责任期间以借款人完全清偿债务为终期,正好说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极为强烈的“担保目的”,而保证人接受该条款的约定,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说明保证人愿意满足债权人的担保需求,所以本案争议的担保书第三条之约定,所反映的当事人的意图是明确的,并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形存在,何以能够成为无效条款(用法官的语言为‘实际操作中没有意义’)?[22]    
    退一步讲,如果本案争议的担保书第三条的约定确有不明确的地方,在此情形下,法官应当首先对第三条进行解释,依照合同解释的各种方法来证实当事人所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是否无法确定,惟有通过合同解释方法而最终确定担保书第三条的约定是不明确的,始得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规定:“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如果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书面要求债权人向被保证人为诉讼上的请求,而债权人在收到保证人的书面请求后一个月内未行使诉讼请求权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23]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本案两审法院的判决,因为对保证责任期间认识不清以及合同解释方法运用不当,其判决结论是错误的。
    
    小 结    
    保证责任期间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起迄期间,债权人逾保证责任期间而不行使其权利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我国司法实务与立法例关于保证责任期间的规定有所不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我国司法实务所采取的立场,较之立法例(担保法)的规定,具有较为显著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实务上,对于当事人所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应当按照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判断其是否明确;若按照当事人使用的语言文字无法判断的,应当按照当事人订立保证合同的目的、合同的其他条款、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确定当事人约定之保证责任期间是否明确。惟有通过合同解释而不能确定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的,才能构成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不明确,保证人始得主张法定的保证期间之救济。     
    
    
    --------------------------------------------------------------------------------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1994年)第10条和第11条。  
    [2] 依照民法关于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此处法律适用所引用的法律条文应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29条。    
    [3] 厦门国际银行诉晋江厚泰鞋业有限公司、晋江晓升服装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8年第2期, 第71页下。    
    [4] 依照我国担保法第25条和第26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责任期间没有约定,在主债务到期后的法定期间内,债权人未依法行使权利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免除。但本案争议的事实发生在担保法生效前,不能适用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本文有关本案的的评述,不涉及本案有关保证责任期间的法律应否适用担保法的问题。    
    [5] 归纳这两种类型的立法例所使用的术语,为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所用,仅代表个人意见。    
    [6]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四十九年台上字第一七五六号判例。    
    [7]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债权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8] 保证责任期间多长而是否有利于债权人,纯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保证责任期间并非时效期间,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但我国有人提出,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不得超过两年,此呼声还挺高。但愿这种认识不要成为司法实务或者立法例的依据。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    
    [10]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债权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11] 在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间时,或者使用催告期间,或者使用法定期间来确定保证责任期间,不宜将这两种制度均规定在立法上而由当事人选择,否则,将使得本属简单的法律问题复杂化。本人建议我国民法仅采用催告期间制度。    
    [12] 邹海林、常敏:《债权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13] 邹海林、常敏:《债权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14] 以下有关保证期间届满之讨论,仅以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为限。    
    [15] 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与先前的司法实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有所不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间的,债权人未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免其保证责任;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间的,债权人在保证人催告其向主债务人起诉后经过一个月未起诉的,保证人免其保证责任。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有类似的规定,但有二点差异:(1)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间的,保证人免其责任的条件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保证人不为审判上的请求;(2)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间的,保证人免其责任的条件为,保证人催告债权人起诉主债务人的期间为不低于一个月的相当期限,而债权人在保证人的催告期内对债务人不为审判上的请求。    
    [16] 邹海林、常敏:《债权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17] 梁慧星:《合同的解释规则》,载《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38页。    
    [18] 对法律规范所使用的文词、术语如何进行解释,属于法解释学的范畴;若法律规范本身存在漏洞,则应当采取补充法律漏洞的妥当方法。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以及有关保证责任期间的法解释上,是否已经形成“保证责任期间应当为一个恒定时间段”的解释结论,以及如何才可以得出这样的解释结论并具有妥当性,均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这实际是一个较合同解释更为严肃和复杂的课题。因此,笔者认为,本案的判决对于当事人所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在法律上是否应当为一个恒定的时间段,并不具有法解释学上的意义。限于本文此部分的目的,关于保证责任期间应否为一个恒定的时间段的法律解释问题,不作特别说明。    
    [19]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1980年版,第424页。    
    [20] 合同解释为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直接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正当程序相关,这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见胡基:《合同解释的理论与规则》,《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徐涤宇:《论合同的解释》,同上书,第737页下。但笔者认为,因为我国法院审判职能和法律解释的统一,事实认定、程序正当和法律适用均为上诉审以及审判监督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合同解释为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的争议,实际并不具有显著意义。    
    [21] 我国合同法第434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该条款可以作两种以上解释时,应当以符合合同目的的解释为准。”    
    [22] 不得不说的是,因为本案的判决,以“恒定的时间段”为条件将不具有“恒定的时间段”的约定保证责任期间条款归结为无效,致使我国实践中大量使用的担保函所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不得不改用“恒定的时间段”来约定保证责任期间,这实际上不仅增加了交易的成本,而且增加了交易的风险,并进而降低了保证担保的信用水准。    
    [23] 但是非常遗憾,本案关于担保书第三条的约定是不明确的结论,恰恰欠缺合同解释方法的运用,说明审理本案的法官没有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对当事人的意思若把握不准,无异于事实调查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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