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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辉民法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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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民商事法律与民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山东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会稳定研究中心研究员、执业律师。研究方向:民法原理与方法、保险法、社会保险法。曾于《当代法学》、《法学杂志》、《政法论丛》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编或参编《校园侵权》、《债权法教程》、《侵权法教程》等教材专著六部,合译《美国侵权法:实体与程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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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合同效力研究》序言  

2014-08-20 22:07:13|  分类: 债与合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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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合同效力研究》序言 - 玉辉博士 - 玉辉民法研习社
 
     应学弟刘贵祥法官之邀,我欣然就其新著《合同效力研究》撰写序言,一则我见证于贵祥学弟长期对民商事审判的致心致力,二则有感于本书所论问题的至难至艰。
    合同效力及其周边问题,是合同法乃至民法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合同效力制度是合同自由、意思自治这一民法灵魂与基于其他原因的国家管制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成熟度与法治水平。其次,在实定法的前提下,如何妥当地适用现行法的规则,在解释论的立场上实现合同自由与其他公共政策之间的协调,达至妥当的解释结论,促成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的和谐共处,考验着一国法律人的智慧。
     基于上述认识,《合同效力研究》的作者根据其长期的司法实践及深切的司法体验,从司法实务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出发,将合同效力所涉及的周边问题作为该书的研究对象。应该说,这一选题,是对司法实践所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回应。完成它,不仅需要作者相当的理论勇气,更体现出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既需要作者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用心观察、细心体会和认真归纳,也要求作者对大量案例提炼总结;同时,还需要作者熟悉既有的理论和学说,反思既有的解决方案,另辟蹊径,提出新的路径及理由。
     解决合同效力及其周边问题,从立法的角度,需要立法者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统领全局,运筹帷幄,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设计妥当的规则与制度,在尽可能地尊重合同自由的前提下,谨慎地贯彻当前甚至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从司法的角度,法官则应站在解释论的立场上,条分缕析,穷尽应有的解释手段,对不尽完善的现行法予以目的性扩张或限缩,达至妥当的解释结论。两者的出发点不同、立场各异、方法迥别。对此,我曾在其他场合谈到,对某个问题的讨论,如果在立场上采取立法论,论者完全可以依其价值观及其与之相一致的原理,不受或少受既有法律体系、立法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若采取解释论,则须遵循民法解释学的规则,要受立法目的、立法政策、现行法体系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随心所欲”大多不适当。我认为,作为一名法官,完成大作,在方法论上显现出较强的自觉意识,在讨论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公司法》第218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的关系、强制性规范与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时,解释论的立场明确,既严格遵循解释论的规则,使论证结论及理由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妥当的解决方案,更使多个法律规范相互交织的立法目的、立法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解释论的立场及其方法的应用在该书中俯拾皆是,相应的论证思路及其结论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例如,关于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问题,《合同法》实施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直接将未经审批的合同认定为无效是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这一处理思路,一方面将合同效力直接系于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保护诚信之人的法律原则;另一方面,直接认定为无效,忽略了此类合同可能存在着多种发展前途的事实,很可能是选择了一种效果不佳甚至是最差的途径。对此,该书借鉴理论学说,将行政审批解释为合同特别生效要件中的积极生效要件,从而将无效合同和未生效合同区别开来,前者体现着国家的禁止、与现有法律秩序的不相容;后者则体现为国家有限度地管制并且可补正的特征。进而,将合同中的报批义务解释为独立于合同的其他义务尤其是经审批后才生效的义务,从而使未生效合同的报批义务及其他义务具有可履行性。我认为,这种解释结论及其理由兼顾了私法秩序和公法目的,更加富有效率和灵活性,在利益衡量上更加妥当。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这种思想已经体现在由其主持制定的司法解释上,理论上的思考已经转化为现实的规则,这无疑是对一个法律人莫大的褒奖。
        任何解释论都是站在一定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衡量基础上的,这既是法学解释学的基本内容,也是对概念法学的发展。例如,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的关系涉及到原权利人的权利和交易相对人的权利如何平衡等问题,也涉及到无权处分即《合同法》第51条与善意取得即《物权法》第106条的协调问题。本书根据《物权法》的区分原则,通过将《合同法》第51条所规定的处分权解释为物权变动的要件、无处分权即物权变动不发生效力的方式达到保护原权利人权利(往往是物权)的目的,同时保障了交易安全,由此《物权法》第106条的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善意第三人获得物权的功能就更加纯粹。应该说,这一解释结论所立基的价值立场是正确的,利益衡量是妥当的,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已经明确规定多重买卖合同有效的前提下, [1]上述解释结论更有其合理性。虽然在解释路径及理由上,我仍然有不同观点, [2]但对该书作者的观点及其论证思路表示尊重。
        解释论的立场及其方法时常要求解释者采取类型化的思考方式。应当看到,对现实中反复出现的生活事实进行类型化,往往既是制定法背后的存在基础,也是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把握法律规范的一种重要途径。反之,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在法律规范所意涵的类型中掌握生活事实,也才能对其所面临的生活事实作出正确评价。所以,类型化往往是法律理念与生活事实的中间点。该书恰当地运用了类型化的思考方法,例如,在讨论社会公共利益与合同效力的关系时,就从类型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思考工具和分析工具的角度,提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的类型化要立足于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同时要适当借鉴域外判例和理论。同时,将公共利益的类型划分为维护基本权利的公共利益、保护弱者利益的公共利益、维护管理秩序的公共利益、维护婚姻家庭秩序的公共利益以及维护伦理道德的公共利益等,都反映了作者通过素材确定理念、使理念在素材中得以展开,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不断返回、来回穿梭的解释学态度。
        当然,本书除了在解释论的立场和方法上应当肯定之外,在体例上也值得推崇。我一直认为,学习和研讨民法学,了解法律规定,熟悉民法原理,分析系争案件,三者需密切结合,不可偏废。贵祥学弟依托于自身的职业优势,选取实践中争议较大、分歧较多的案例作为讨论问题的线索。相关案例不仅是本书讨论问题的起点,而且贯彻讨论的始终。对于相关案型的司法实践,实事求是,客观地作出评价,既不为亲者讳,也不为远者疏。对相关案型的处理,尽可能地求同存异,无学界故求标新立异之风,亦无实务界鄙理论建构之意,有的放矢,言之有物,既与作者不偏不倚的职业风格相符,也体现了专题研究书的特色。
     总而言之,我认为,该书所论问题于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解释论立场的坚持与其方法的妥善运用、大量案例的深入分析以及治学态度的不偏不倚,是本书最为重要的优点。
    与贵祥学弟相识数十年,在日常生活与职业交往过程中,我见证了其对法律职业的倾心、对法学理论的热情、对法律共同体的认同和对法治事业的热爱。即使在担任公务繁忙的领导职务期间,仍然认真研究,笔耕不辍,尤令同为法律人的我感动与感慨。我相信并衷心祝愿,贵祥学弟会一如既往,为我国的法治事业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崔建远
      2012年2月6日


注释:
  [1]多重买卖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出卖人分别与多个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标的物都未交付或转移登记,理论及实务认为此种情形多个合同都有效,几无争议;第二种情形则是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合同后并交付或转移登记,又与其他买受人签订合同,该合同是否有效,争议较大,涉及到自始客观不能与合同效力的关系问题。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统一地认定合同有效,说明司法实践对此态度已经明确,即处分权不再是合同效力的构成要件。
   [2]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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