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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民商事法律与民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山东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会稳定研究中心研究员、执业律师。研究方向:民法原理与方法、保险法、社会保险法。曾于《当代法学》、《法学杂志》、《政法论丛》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编或参编《校园侵权》、《债权法教程》、《侵权法教程》等教材专著六部,合译《美国侵权法:实体与程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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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辉:中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解释论(发表于北航学报社科版)  

2014-08-18 22:54:06|  分类: 侵权责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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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解释论

——以《侵权责任法》第16、17条为中心


摘  要:中国《侵权责任法》确立了侵权死亡赔偿金制度,但因理论积淀不足、立法技术缺陷及立法者有意回避等原因,现行死亡赔偿金制度较为粗略,可操作性不强,争议较大。对《侵权责任法》中的死亡赔偿制度研究不应延续立法论思路,而改弦易辙采行解释论研究进路。基于中国现行死亡赔偿金项目涵盖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并与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赔偿项目并列,故侵权死亡赔偿金赔偿的是死者遗属逸失利益损失,其赔偿标准宜采“区域内类型化”计算标准。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遗属逸失利益;区域内类型化计算; 侵权责任法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于第16、17、18及22条确立了体系相对完备、逻辑相对清晰的侵权死亡赔偿制度。其中,第16条后段及第17条确立了独特的死亡赔偿金制度。然而,《侵权责任法》就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死亡赔偿金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关系、死亡赔偿金的算定标准等核心问题不甚明晰,损害了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这不仅未能终结相关争论,反而在《侵权责任法》颁行即引发激烈地争论。[1]-[2]

面对侵权死亡赔偿理解与适用中出现的诸多争议,本文无意从立法论视角对实施不久的《侵权责任法》进行指摘或提出所谓的“立法建议”,而是遵循解释论的路径,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赔偿标准等争议较大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期对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有所助益。

二、死亡赔偿金的语义分析

为了提高问题的针对性及避免“自说自话”之嫌,在具体讨论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与赔偿标准之前,本文有必要基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对 “死亡赔偿金”进行语义分析,明确其概念内涵。

在中国既有法律文件和著述中,有关“死亡赔偿金”的称谓颇多,主要“死亡补偿费”、“抚恤金”、“死亡抚慰金”、“死亡赔偿金”等几种。但是,自从颁行于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用“死亡赔偿金”的概念以来,2000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法》)等法律以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1〕7号”)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3〕20号”)等司法解释先后沿用了“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并为《侵权责任法》第16条所继承。基于解释论的研究路径,本文采用“死亡赔偿金”的法定称谓。

汉语中的“死亡赔偿金”一词系偏正结构,由“死亡”、“赔偿”和“金”三部分组成。其中,“死亡”,是指生命体之生命机能的完全丧失;“赔偿”,是指对损失的补偿;而“金”,即金钱之意。就其文义而言,“死亡赔偿金”,是指因生命的丧失所产生的用以赔偿目的的金钱。学界就“死亡赔偿金”存在广义与狭义的两种概念界定。所谓广义的“死亡赔偿金”,是指因不法侵害他人生命依法应支付的一定的金钱,包括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与死亡损害相关的一切费用。[3]所谓狭义的“死亡赔偿金”,是侵权死亡赔偿中的具体赔偿项目,是对近亲属逸失利益的赔偿,是对近亲属未来可得收入损失的赔偿。[1]32

《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第22条确立了侵权死亡的法定赔偿方式包括丧葬费等直接财产损失赔偿、死亡赔偿金(即间接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三类。据此立法结构可知,《侵权责任法》对“死亡赔偿金”作了狭义界定,即将“死亡赔偿金“限于间接的财产性损失赔偿。因此,本文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对死者近亲属因死者的生命权遭受他人不法侵害所产生的间接性财产利益损失的赔偿。

三、死亡赔偿金的历史分析

(一)中国死亡赔偿金的制度变迁

“死亡赔偿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侵权死亡赔偿的特定概念。基于历史解释的方法,对散见于各部法律文件中的侵权死亡赔偿金制度进行梳理,探究死亡赔偿金的立法理念及其法律性质、赔偿标准等问题的变迁,对进一步理解现行死亡赔偿金制度将大有裨益。

1.《侵权责任法》颁行前的死亡赔偿金制度

2009年《侵权责任法》出台前,中国的死亡赔偿金制度大致经历了五次重要变迁:

第一,“死亡赔偿金”为其他死亡赔偿项目所替代的阶段。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于第119条粗线条地勾勒了侵权死亡赔偿制度。 该条规定的死亡赔偿的项目包括丧葬费和抚养费,其中,并未出现“死亡赔偿金”或者与其类似的概念。但是条文中 “等费用”的表述,作为兜底条款,保持了侵权死亡赔偿范围的开放性,这为司法解释拓展死亡赔偿范围预留了解释空间。

第二,“死亡补偿费”进入立法视野。为了回应《民法通则》在司法实践引发的“撞伤不如撞死”的道德诘问,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于第36条进一步细化了侵权死亡的赔偿项目,包括“死亡前发生的医疗费等费用、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同时该办法第37条第(8)项规定了死亡补偿费的计算方式,即“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10年。对不满16周岁的,年龄每小1岁减少1年;年龄70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最低不少于5年。”与《民法通则》相比,“死亡补偿费”成为死亡赔偿的新内容,并将“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作为“死亡补偿费”计算的基本标准,并对死者为未成年人和老人的情形有所浮动。

第三,由“抚恤金”进入“死亡赔偿金”阶段。《产品质量法》(1993年)第3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该条文使用了“抚恤费”的概念,但其与“死亡补偿费”的关系则语焉不详。而此后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首次使用“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并形成死亡赔偿金与丧葬费、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并行的侵权死亡赔偿格局。2000年7月修正后的《产品质量法》于第44条取消旧法中“抚恤金”的表述,改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立的“死亡赔偿金”概念。此后的《国家赔偿法》沿用了“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了死亡赔偿金与丧葬费的总括性计算标准,即“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2000年修正后的《产品质量法》于第44条取消旧法中“抚恤金”的表述,改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立的“死亡赔偿金”概念。而对于这一阶段的“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实务部门多将其界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4]

第四,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阶段。2001年出台的“法释〔2001〕7号”第9条明确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该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而仅在第10条列举的确定死亡赔偿金的参酌因素。

第五,“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明确区分阶段。2003年出台的“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首次将“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确定为侵权死亡的法定赔偿项目,并且其起草人在释义书中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财产损失赔偿金。[5]此外,为避免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重复受偿,该解释第28条与第29条将“死者生前的收入”一分为二,分别作为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依据,增强了死亡赔偿计算的可操作性。但是,该解释第29条采取了“城乡二元化”放入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激起了社会公众对城乡二元体制的不满,引发“同命不同价”的争论。

从上文中国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五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来看,“死亡赔偿金”的概念经历一个由无到有、从边缘走向核心的、从“精神损害抚慰金”走向“财产损失赔偿金”的嬗变历程。

2.《侵权责任法》及其草案中的死亡赔偿金制度

从2002年的《民法草案》第八编“侵权责任编”(本文简称“第一次审议稿”)的审议到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的通过,《侵权责任法》经历了四次审议,形成了四个审议稿,以及2009年8月20日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修改稿)(简称“8·20草案”)等重要的立法文件。本文将以《侵权责任法》正式文本和五个版本的草案解析《侵权责任法》中的死亡赔偿制度。

首先,“第一次审议稿”通过第6条、第10条、第11条及第16条等四个条文构建了侵权死亡赔偿制度。该审议稿基本沿用了“法释〔2003〕20号”中的侵权死亡赔偿的法定赔偿项目,其重大变化在于为避免重复受偿,而将“被扶养人生活费”删除。该审议稿第11条明确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为“完全个体化”的,即“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应当根据受害人的丧失劳动能力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因素确定。”

其次,“第二次审议稿”于第4条、第18条、第23条形成了死亡赔偿金与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并列的侵权死亡赔偿体系。但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死亡赔偿金是彼此独立且不能重复计算的赔偿项目。“第二次审议稿”的缺陷在于未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再次,“8·20草案”虽然是人大法工委向专家征求意见的“内部文件”,却在侵权死亡赔偿方面做了大胆革新。具体表现在:(1)尽管继续维持前几稿中死亡赔偿金与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等死者生前所生的相关费用并存的赔偿体系,但该草案却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三个赔偿项目在同一案件中不能同时主张。由此可知,“8·20草案”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为兼具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的混合性赔偿。(2)该草案第18条明确了死亡赔偿金计算的标准,即“死亡赔偿金一般按照国家上年度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乘以十五年计算。具体数额可以根据受害人的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可以适当增加或者减少。”(3)该草案首次采行多人死亡侵权案件中的“同命同价”规则,即“因交通事故、矿山事故造成死亡人数较多的,可以不考虑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以同一标准确定死亡赔偿金。”“8·20草案”是立法机关对新闻舆论和公众朴素的法感情作出了最大程度的回应,但终因争议过大,仅是昙花一现,未能转化为有效法律。

最后,《侵权责任法》第16条、第17条、第18条及第22条构建了中国现行的侵权死亡赔偿制度。其中,由丧葬费等直接财产损失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组成法定赔偿项目,而《民法通则》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则未出现。此外,该法未规定死亡赔偿金的一般计算标准,而仅就“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之特定情形中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作出规定,即“可以”采行“同命同赔”规则。其中,“可以”一词表明该法第17条并非强制性条文,法院可以进行个案衡量。[1]34

(二)中国现行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缺陷

尽管《侵权责任法》合理借鉴并吸收《民法通则》、“法释〔2003〕20号”等法律文件的成功经验,但该法有关侵权死亡赔偿金制度规定,也有诸多不足之处:

1.《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的龃龉

《侵权责任法》第16条采取“死亡赔偿金”吸收《民法通则》之“被扶养人必要生活费”的做法。但是,《民法通则》第120条并未被废止,而在个案适用中,哪部法律应优先适用,则规定缺如,学界对此存有争议。[1]35

2.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由于《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且在立法人员撰写的相关《侵权责任法》条文释义书中将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内容涵盖为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6]80这使得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究竟是财产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还是兼具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之双重性质,仍需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进一步厘清。

3.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侵权责任法》第17条确立了“以相同数额的死亡赔偿金为例外、以不同的数额的死亡赔偿金为原则”的法律规则,但是没有明文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先前学界有关死亡赔偿金性质“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的争议,但却对“死亡赔偿金吸纳被抚养人生活费”的立法模式下丧失了解释力。那么,中国未来司法实践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采何种标准,意义重大。

四、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

(一)有关侵权死亡赔偿金性质界定的争议

在《侵权责任法》颁行前后,有关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问题,学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论,其焦点在于死亡赔偿金属于财产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还是余命赔偿,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1.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赔偿

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赔偿, 这一观点长期影响着司法实践。[4][7]中国的《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及“法释〔2001〕7号”第9条第2项基本上采纳了这一理论,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损害抚慰金。

笔者认为,死亡赔偿金性质的“精神损害”赔偿说,并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规定,这是因为《侵权责任法》第16条没有单列被抚养人生活费,而为死亡赔偿金所涵盖,并且该法第22条的规定可知,死者近亲属有关请求侵权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就使得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成为独立且并存的赔偿项目,若二者均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则死者近亲属存在重复受偿,不符合侵权责任法之损害填补原则。

2.死亡赔偿金为财产损害赔偿

该观点是建立在生命本身的不可私法救济性基础之上的,死亡赔偿金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逸失利益的赔偿。[1]32[8]但在死亡赔偿金赔偿计算标准上,国内学界在该观点基础上,又形成扶养丧失说、继承丧失说以及维持一定生活水平说三种观点。[9]394-395

3.死亡赔偿金为“命价”价赔偿

死亡赔偿金作为生命权的货币表现,就是生命在法律上的“价格”。[10]也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自身因生命丧失而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这种损害体现为死者未来的预期收入。死者“命价”赔偿说的法理基础在于,在侵权致死案件中,受害人有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损害由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直接受害人的损害可分为身体丧失的损害和生命丧失的损害,生命的丧失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损害。[11]最近,有学者基于法律经济学的路径,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中“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既不应是财产的性质,也不应是“精神抚慰金”的性质,而是“生命价值”的性质,并且基于法律上赔偿的生命价值是可计算的。[2]88

笔者认为,此观点不可取,其原因在于侵权死亡赔偿之所以具有民法上的意义,是在于“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对与死者有密切关系的生者予以救济,以使其遭受的相关财产损失或未来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得到填补、痛苦的心灵得到抚慰,并使其在失去亲人后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合理的维持。侵权死亡赔偿的金钱不是用来与人的生命进行交换或者对生命权的丧失进行填补的。”[9]375

(二)《侵权责任法》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

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国内学界和实务界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定位在“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之间犹豫不决。尽管立法机关曾于“8·20草案”中试图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此条款旋即夭折。尽管如此,立法机关就死亡赔偿金性质的游离态度可见一斑。

本文认为,《侵权责任法》中的死亡赔偿金,是财产损失赔偿,其赔偿的是死亡被侵权人的近亲属所遭受的逸失利益损失。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对“死亡赔偿金”进行文义解释。依其文义,“死亡赔偿金”既可能为“因不法侵害他人生命所生的财产损害赔偿金”,亦可为“因不法侵害他人生命所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还可为“因不法侵害他人生命所生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金”。因此,在“死亡赔偿金”的文义解释出现复数结论时,需要进一步运用其他法律解释方法限缩文义。

其次,从体系解释上看,死亡赔偿金制度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16条,而精神损害赔偿则出现在《侵权责任法》第22条。这就表明立法机关意图将二者区分开来。此外,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1款前段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亦包括请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由此可断,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不可能是精神损害赔偿,否则将造成被侵权人近亲属重复受偿。因此,死亡赔偿金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而只能是财产损害赔偿。

第三,死亡赔偿金为财产损害赔偿,亦可法意解释或者历史解释得出。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首次使用“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并形成“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并行的死亡赔偿格局,此为《国家赔偿法》、《产品质量法》(2000年修正)所沿用。此后,自法释〔2003〕20号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为财产损失赔偿后,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为财产损害赔偿,并成为学界多数说。[9]381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所受之逸失利益的填补。将死亡赔偿金界为财产损害赔偿而非精神损害赔偿,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这种做法使得损害赔偿更容易加以确定,因为财产损害较之精神损害更容易确定,具有可操作性,符合死亡赔偿金定型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更有利于从财产利益上保护受害人近亲属。”[12]

(三)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关系

在《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的侵权死亡赔偿项目中未出现《民法通则》中“被扶养人生活费”字样。这使得“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关系变得相当微妙。

而对于“死亡赔偿金”中是否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主要存有两种不同的解释:(1)“排除说”,即《侵权责任法》具体列举了赔偿项目,凡是未列举的项目,视为已被排除,不应再予赔付。[13](2)“包含说”,即侵权死亡赔偿金中包含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尽管被扶养人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可要求死者近亲属从死亡赔偿金中析出。[14]此观点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4条所采行。本文认为包含说颇值赞同。这有利于死亡被侵权人的被抚养人向侵权人提起死亡赔偿金之诉,或者向已经取得死亡赔偿金的死亡被侵权人的其他近亲属请求析出抚养费。

此外,“被扶养人生活费”为“死亡赔偿金”所包含并不会损及被扶养人的赔偿请求权。依据法释〔2003〕20号第28条第2款的规定,所谓“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因此,“被扶养人”的概念为《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1款中的“近亲属”的概念所涵盖,不会剥夺“被扶养人”之“生活费用”的赔偿请求权。这也使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死亡赔偿金”所包含,提供了制度保障。

五、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死亡赔偿金之赔偿标准的确定,关涉侵权死亡赔偿制度补偿损害和预防损害功能的最大发挥。《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媒体在总结侵权责任法立法亮点时,认为《侵权责任法》在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上采行“同命同价”规则。但实务部门和学界人士多认为,媒体误读了《侵权责任法》第17条的规定。

(一)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的争议

《侵权责任法》颁行前后,法学界和实务界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意见不一,主要形成以下三种观点:

1.“同命同赔”的统一化标准

此种计算标准采取是完全社会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即完全不考虑死者生前的收入情况,而是按照全社会统一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其理论依据是,死亡赔偿金是“命价”赔偿。基于人的平等性,“命价”亦应等值。据此,有学者指出,在死亡赔偿金计算上坚持所谓的“城乡差别”,城里人与农村人的赔偿就要相差三四倍,显然是不尊重农民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坚持人身损害赔偿的同等标准,不能有歧视,特别是不能歧视农民。 [15]

2.完全个别化计算标准

所谓完全个别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即完全以死者生前的收入状况为依据,按照其可能挣取收入的年限与其年收入之乘积减去其自身可能的生活费用,得出死亡赔偿的数额。

有学者指出,死亡损害赔偿额的个别化计算应当以被害人的可得利益为中心。要着重考虑的是:(1)是否应扣除受害人的生活费;(2)是否考虑未来的工资标准上调、通货膨胀等因素;(3)是否应扣除养老保险金等固有收入?(4)家庭主妇、未成年人、失业者等死亡时没有劳动收入的受害人如何确定赔偿基准?可否采用定型化赔偿标准?(5)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赔偿金确定。

3.类型化的计算标准

类型化的死亡赔偿金模式,指的是将死者归入一定类别的社会成员类型,按照这类社会成员的收入情况并结合死者的年龄等因素确定死亡赔偿金。[9]最近,有学者基于法律经济学的路径,运用人力资本并吸收意愿支付法中的风险因子,认为死亡赔偿的计算标准应体现基于分类的个性化赔偿原则,即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采行“分类差异”标准。[2]79

尽管侵权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存在上述诸多争议,而“法释〔2003〕20号”第29条确立的“城乡二元标准”又饱受争议,但是《侵权责任法》对此核心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其起草人认为“目前由法律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作统一、具体的规定较为困难,侵权责任法暂不规定为好,宜由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数额。”[6]78

(二)死亡赔偿金计算之“区域内类型化”标准

基于死亡赔偿之财产损害赔偿的性质,本文认为,死亡赔偿金的算定标准不宜采用全国“一刀切”的算定标准,而应借鉴《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确立的“收入损失”使用的差额赔偿和主观计算方法,进而应采取“区域内类型化”计算标准。

所谓“区域内类型化”计算标准,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或由其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依据各省区的总体经济情况和行业状况,按照被侵权人生前所从事行业的收入水平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此外,若被侵权人能证明赔偿标准与受害人生前的财产收入相距过大过低或死亡赔偿金之赔偿标准较之受害人生前财产收入相差过高,可由赔偿权利人或赔偿义务人要求法院酌情增加或减少死亡赔偿金数额的举证责任。

本文之所以建议采取“区域内类型化”计算标准,主要理由有:

首先,死亡赔偿金是对被侵权人近亲属因被侵权人死亡所遭受的消极财产损失的赔偿,因此,死亡赔偿赔偿金的计算,不能进“一刀切”。那种不考虑被侵权人年龄、收入等个体性的定型化模式,在学者看来“不过是另一场‘共产风’——‘死亡共产风’!” [9]499

其次,“生前长期工作地或居住地”和较之“户籍”更适合作为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尽管“法释〔2003〕20号”第29条采纳了死亡赔偿金的类型化计算标准,但是“城乡二元化标准”却激发了国人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积蓄已久的不满。况且,从科学角度而言,以“户籍”作为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而不顾及中国当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普遍存在的“人户分离”的现实,若仍以“户籍地”为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对于那些长期异地工作的人,难谓公平与合理。

最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要考虑死者生前所从事的“特定职业”。在中国,从事不同的职业所获得的薪金存在较大地差异。若让居住于同一地域内的一位生前为某上市公司的CEO的死者与一位生前从事普通环卫工作的人,按照同一地域的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其死亡赔偿金,难谓公平。因此,在同一地域确定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时,应考虑死者生前所从事的职业,并以这一职业的平均薪金为标准。

一言以蔽之,侵权死亡赔偿金制度主要规范侵权人与被侵权人遗属之间的损害赔偿关系。因此,死亡赔偿金是死者近亲属遭受的逸失利益的损失,并由此实现了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相关财产损失赔偿的合理界分。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财产损失赔偿,并不是对死者生命自身价值的赔偿。此为破解有关死亡赔偿金赔偿中的“命价”与“赔偿”争议之争的关键。

注释:

①《侵权责任法》颁行前,有关死亡赔偿金的争论,因社会公众对2005年“重庆三少女案”中按照“城乡标准”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致使赔偿数额相差甚大,而甚嚣尘上。对此的主要著述有:石春玲:“.死亡赔偿请求权基础研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孙鹏.:“‘同命真该同价’?——对死亡损害赔偿的民法思考”,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张新宝.:《侵权死亡赔偿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第4期。

②本文认为,法释〔2003〕20号第28条第2款前段确立了被扶养人的法定概念,具有极强的司法操作性,但是该界定亦僵硬地剥夺了由死者生前完全提供生活费用但并不具备死者近亲属身份的其他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赔偿请求权,其妥适性和如何改进尚需进一步探索。

③ 此处的“个别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被害人的个别化,二是损害项目的明细化。参见孙鹏:“‘生命的价值’——日本死亡损害赔偿的判例与学说”,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7月,第61页脚注④。

④《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第1项规定:“死亡赔偿范围和计算公式:(一)收入损失。提指根据死者生前的综合收入水平计算的收入损失。收入损失=(年收入—年个人生活费)×死亡时起至退休的年数+退休收入×10死者年个人生活费占年收入的25%-30%。”

参考文献:

[1]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制度解读[J].中国法学,2010(3).

[2] 李本森. 生命价值的法律与经济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1(6).

[3] 尹志强.死亡赔偿金的性质[N].法律日报,2005-03-17(10).

[4] 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俊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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